端午的起源，说法很多。一说为祭龙盛典，一说为驱邪避疫的日子，而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纪念屈原的节日。这位楚国大夫，因国事之忧而投身汨罗，百姓惧其遗体遭鱼鳖吞噬，遂以米团投水，并划船寻觅，由此衍生出粽子与龙舟之俗。此说虽未必确凿，却深深植根于民心。我想，中国人之所以偏爱此说，大抵因其蕴含一种精神，爱国而不被世人理解，忠诚却遭放逐，终至以身殉道。这种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成为一种文化基因。
　　龙舟竞渡，最能彰显端午之团结精神。十几条汉子同坐一舟，须得动作齐整，方能破浪前行。稍有差池，便成拖累。众人配合得默契无间，鼓声雷动，桨叶齐飞，龙舟如离弦之箭。岸上观众人山人海，欢呼声震耳欲聋。这般景象，令人想起《诗经》中的“同舟共济”，恰似国人团结之写照。中国人的团结，往往不显于平日，而在危难之际迸发出惊人力量。每逢大灾大难，每遇外敌入侵，这种团结不是组织起来的，而是自发而生的，如同龙舟上的水手，不需言语而能同心。
　　屈原《离骚》有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积极进取之心，亦是端午精神之一端。屈原虽遭放逐，却不改其救国之初衷。中国人的积极，常表现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非轰轰烈烈之革命，而是默默坚守之改良；非一蹴而就之变革，而是锲而不舍之积累。农夫耕作，工匠制器，学子苦读，无不彰显此种精神。
　　端午时节，江南有佩香囊之俗，内装艾草、菖蒲等物，取其芬芳以避秽气，亦寓扶正祛邪之意。这小小香囊，恰似中国人对生活之态度：明知世间有污浊，仍求自身之洁净；虽处逆境，仍怀向善之心。至于爱国之情，更是端午精神之核心。屈原之爱楚，非因楚之完美，恰因楚之不完美而需变革。爱国非颂扬功德，而是忧国忧民；非盲目自大，而是清醒自强。古人端午射柳、悬艾，皆为祛除不祥；今人过端午，亦当怀祛除国家弊病之志。真正之爱国者，当如屈原，见国家有过则直言进谏，见民生有难则忧心如焚。
　　端午之修身意义，今人或已不甚明了。古人于此日采药沐浴，谓之“浴兰汤”，意在清洁身心。西汉《大戴礼记》有云：“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此俗虽已不复存在，然其精神犹可借鉴。修身不在形式之繁复，而在内心之真诚；不在一时之坚持，而在长久之不懈。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乃本性之纯善，修能乃后天之修为。中国人讲修身，从古至今，无非求一“正”字。心正则身正，身正则行正，而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端午之粽子，以线绳捆扎得方方正正，或许亦暗含此意。
　　志存高远，是端午精神的又一维度。屈原虽沉江而亡，其志却在“存君兴国”。中国人之理想主义，常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非常务实，讲究“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方面又非常超脱，向往“大同世界”。这种矛盾统一，在端午习俗中亦有体现。既务实如准备节日食品，又务虚如纪念古代贤人。理想如龙舟之高耸，现实如江水之浩渺；无舟不能渡水，无水不能行舟。今人纪念端午，当知理想需植根于现实土壤，现实需仰望理想之光芒。
　　端午精神从未过时。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爱国忧民、修身立德、志存高远，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愈是浮躁，愈需定力以守；价值愈是多元，愈需坚守以恒。端午不应只是对古人之缅怀，更应是对今人之砥砺。蓦然回首，那忧国忧民之情怀，穿越两千余年之时光，依然鲜活如初。
　　端午的精神，归根结底，即中国之魂。 　　（张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