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饭这营生，大概是世间最苦的路。不仅要跋山涉水、走村串巷，还得赔尽笑脸、咽尽冷语。哪怕见着小孩子，也要弓着腰喊一声“大爷”——就为了一口残羹，人早已把尊严收到布袋最深的角落里。
　　小时候，常有要饭的人敲我家的木门。他们衣衫褴褛，面色如土，斜背在肩上的布口袋打满补丁，手里的粗瓷碗不是豁了边，就是缠着细麻绳。年岁大的，会拄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棍，既是支撑，也防家家户户的狗。那时几乎家家养狗，见生人就吠，这些要饭人要一路走，一路防。他们虽然操着外乡口音，却也能勉强听懂。  
　　俗话说：“要饭最怕并帮行。”意思是讨饭的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极少结伴。即使一家三口人都出来要饭，也不会在一起。那年月，谁家都不宽裕，能匀出一口饭已是难得，哪还经得起两个人、三个人分？ 这些人总是挑着饭点来。往门框轻轻一靠，碗往前稍稍一递，低声说：“大爷大妈，你侬做做好事，给口吃的罢……”话音未落，眼神已悄悄滑进屋里，望向那口还冒着热气的大锅。
　　若遇上宽裕人家，能得半碗干饭，上头叠着几筷菜，还能喝点汤水；若是光景一般，便是一勺青菜豆腐汤之类的，他们也赶紧几口吞尽，再怯怯问：“给点粮食吧……”这时，主人家多半会转身搲点米，或是抓一把黄澄澄的玉米糁、黑乎乎的大麦糁子，或是塞个馒头，稳妥地放进那只布袋。
　　那袋中又分几个小袋，米归米，面归面，糁子归糁子——他们心里清明，什么都得接着，什么都不挑。在一家讨不饱，也不恼，悄声谢过，就挪步去下一户。几家走下来，布袋里粮食多了，肚子也暖了。临走时，那千恩万谢的话，能说上一箩筐。  
若不在饭点，主家就抓些玉米、糁子之类的粮食。   
　　我尤其记得建湖草堰口的一位老奶奶。约莫六十岁上下，个子不高，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不错，走起路来稳稳当当。她常到我们生产队几个庄子上要饭。每次到我家要饭，母亲总喊她进屋，盛一碗热饭，有时还加一勺猪油。据她说，她家的两间茅草房被狂风暴雨摧垮了，大儿子有残疾，田又少，只好一路讨过来。每次她都能在我家吃个饱。
　　那时候，我们大队社员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乡亲们心地善良淳朴。大多人家觉得要饭的不过是家里遭了天灾或人难，要不谁愿低声下气跑出来讨一口饭？所以，很少有人会闭门拒绝。当然，也有那么几户，老远看见要饭的人影，便“咣当”一声合上门。
　　要饭的多是年长的男女，偶尔带着孩子。他们大多来自灌南、灌云，也有从山东临沂一带跋涉而来。听他们说，家乡靠近沂河，一发大水，庄稼全毁，只好背井离乡，低三下四，沿路乞讨，解决温饱。  
　　最有趣的是，有回一个响水县来的要饭女人，和母亲用响水方言聊了起来。聊来聊去竟攀上了亲——我母亲的远房姐妹。母亲一听就笑了，从此格外照顾：早上吃完饭出门，晚上回来再吃一顿，白天讨来的粮食也暂放我家。那阵子我家若炖了肉或炖了鸭子等，母亲必叮嘱她中午回来。临走那天，母亲还翻箱倒柜，给她找了几件厚实的衣裳、两三双旧鞋，又往她贴身的口袋里塞了三五块钱。后来这位“要饭亲戚”还来过一两回，每回母亲依旧亲厚如初，热情不减。
　　到了九十年代，无论是县城还是农村的乞讨图景悄然改变。一种“新型要饭”悄然兴起——他们不再端着破碗求一口剩饭，而是直截了当地伸出手：“给点钱吧。”特别是哪家有喜事，他们好像是提前知道一样，早早就在等候。传闻像风一样在乡间流传，说这些人凭着讨来的钞票，竟真有人回家盖起了楼房，置办了电视、沙发，日子眼看着就光鲜起来。那时人们议论着，语气里掺杂着疑惑、不屑，或许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羡慕：原来“要饭”，也能要出一条活路，甚至要出一番天地。
　　如今，乡村早已寻不见那些乞食者的踪影。那些颤巍巍伸出的手、阳光下佝偻如弓的背脊、接过食物时千恩万谢的絮叨，都被远去的岁月抛在了身后。村路铺成了平整的水泥，小楼一幢挨着一幢，白墙明窗，粮仓里的谷堆总是满得冒尖。温饱，成了不言而喻的底色。
　　只是偶尔，在傍晚炊烟升起、饭菜香气飘散的时候，我仍会下意识地朝家门口望去。门廊下空荡荡的，再没有那个倚着门框、身影被余晖拉得细长的要饭人。一种习惯性的张望，悬在半空，然后轻轻落下。
　　唯有记忆里那一句拖长了调子的哀求——“大爷大妈，行行好，做做好事唉……”——还粘在旧日的风里，不肯飘散。它提醒着走过那段岁月的人：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饥饿可以让人放下尊严，而一碗热饭，便是人间最直接、最温暖的慈悲。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