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吴雨晴先生所著的《双龙记忆》，在第226页《卫生保健站》一章中，静静躺着几段被岁月浸染的文字：
　　1958年，双龙大队创办卫生保健站，社会医生李天和、魏志川、陈华富、庞志仁、王齐芳等曾先后在此悬壶济世。
　　1960年，五汛卫生院又为双龙保健站调配了多位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背景的社会医生，使其医疗力量渐趋充实。渐渐地，不仅是双龙本大队的社员，连邻近的三洼、汛东等大队的村民也常来此问诊求医。
　　至1970年，此处改称卫生室，大队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每个生产队都配备了一名卫生员，他们亦被称作“赤脚医生”——半农半医，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医疗图景最真实的缩影。这些奔走在田埂与病榻之间的身影，主要应对着普通感冒、发热咳嗽、疟疾、腹泻与轻微疼痛等常见病症，成为乡土健康最初的守护人。
　　纸页间罗列的一串串陌生名字，像被岁月磨光的石子，沉入时光的河底。我唯相识的，只有庞志仁、王齐芳二位。
　　而我与他们的交集，始自我的“鼻子”。
　　自幼，我的鼻子就异常脆弱，乡人称之为“沙鼻子”——仿佛鼻腔里覆着一层易碎的薄沙。猛一抬头、一个喷嚏，甚至用毛巾轻轻擦脸，都可能骤然触发一场鲜红的“灾难”。塞棉球往往无济于事，仰头则鲜血倒流入口，腥咸之气充斥喉咙。每逢此时，父母便匆匆攥紧我的手，疾步走向某位赤脚医生的家，或是那间熟悉的卫生室……
　　王齐芳医生是我鼻血初诊的第一人，我们都尊称她“王先生”，我的记忆中，王先生说话细声慢语。她是双龙小学吴连富主任的夫人，因父母都和吴主任在村小任教，她家的几个儿女和我们姐弟三经常在一起玩耍。记得有次鼻血流得特别凶，父亲攥紧我的手赶往保健站。王先生从容地从一堆药瓶中拣出“安络血”，打开小铝盒，取出针筒针头，用小砂轮在玻璃瓶颈一划，“啪”一声轻响，瓶口整齐断开。她吸药、装针，让我褪裤，酒精棉一抹凉意骤起，随即针尖迅疾扎入——我放声大哭，越哭鼻血越汹，可七八分钟后，血竟真止住了。
　　后来，王先生每次给我打针前，总是边揉我的屁股边哄着我：“亚平，我打针肯定不疼”。不知是因她水平高，手法轻，还是我渐渐习惯，总觉得她的打针真的没那么疼。
　　自那以后，每一次血流难止，我都得硬着头皮走向那条熟悉的小路。恐惧与抗拒，在血流面前只得让步。
　　还有一位庞志仁先生，个头不高，皮肤白皙，脖子粗壮，据说他是海门人，下放在北坍公社团结大队。他也常给我打止血针，还曾建议我父母平时给我注射些维生素B12，以防失血过多导致贫血。这B12针剂最为煎熬，针尖刚刺入皮肉便是一阵钻心的剧痛，任我再坚强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命运的转折来自一位神秘人物臧步荣，人称“二活爹”。他原是上海纺织厂码头工人，1953年左右下放到第八生产队。会武功，懂秘方，不仅能治胳膊脱臼、肚子疼，还会推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有一年，我右小臂因顽皮脱臼，肿得比玉米棒子还粗。“二活爹”双手捏住我的小臂，轻轻一拉一送，便接了回去，第二天肿就开始消了。闲聊间提到我常流鼻血的事，他笑着告诉我母亲一个土方子：吃“猪胰子”。
　　所谓猪胰子，是附于猪小肠上的腺体，骚味极重，无论如何烹制都难掩其腥，我只能强忍恶心吃下。没想到，十几个猪胰子吃了，困扰多年的鼻血竟奇迹般彻底痊愈。
　　那时的赤脚医生，个个认真负责。谁家有人头疼脑热，哪怕是深更半夜叫出诊，他们也是随叫随到，身背小药箱，内置针筒、常用药片、胶布、酒精棉。开药时用纸片仔细包好几粒，写上用法用量，全然不像现在整盒整瓶地开。最常见的有助消化的“食母生”、驱蛔虫的“宝塔糖”……
　　至于他们究竟是挣工分还是收费，年少的我未曾细究。只知道后来袁泉、马玉云等人已开始现金收费。
　　八十年代，三队的袁泉在路口盖起一间红砖小诊所，吃住都在那里，随时应诊。同时，“马小五子”马玉云也开始行医，两人皆随叫随到，一般小病都能处理，遇到棘手的情况便建议病人去正规医院。
　　198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至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
　　2020年，臧海超从外学成归来，创办“五汛镇双龙村卫生室”，归属医院管理，实行乡村一体化，看病的农民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继续守护乡邻健康。
　　如今，王先生早已作古，庞先生不知所踪，袁泉的小诊所也已不见踪影，只有马玉云偶尔在乡间行医，臧海超的卫生室灯火常明。
　　回望那段岁月，正如一句顺口溜所传：“头疼‘ABC’，肚疼‘十滴水’；情况不明先挂水”……
　　而那些背药箱的身影、纸包药片的窸窣声、打针时的哭声，都已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飘散在往日乡间的风里，温柔亦深沉。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