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哎嗨嗨，哎嗨嗨，贫下中农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七十年代，我们常听到广播里播放这首歌。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滨海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前或屋后搭着猪圈。几乎每家都养猪，少则一两头，多则七八头。我家因劳动力有限，通常只养一两头。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人吃，更别提猪了。那时候，猪最爱吃的米皮糠尤其稀缺——稻子分得少，米皮糠自然就少。于是，“割猪草”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姐弟三人的肩上。
　　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起竹篮、拿起镰刀，奔向村头的田野。春夏秋三季，大地是如此的慷慨，不断生长出野菜野草，可割草的孩子也多。我们常常要低着头、弯着腰，在田埂河岸搜寻个把小时，才能勉强装满一篮。回家后，把猪草放在砧板上剁碎，拌上一点点金贵的米皮糠和剩饭泔水，便是一顿像样的猪食。
　　猪虽贪吃，却也不是什么都吃。我们渐渐摸出了门道：刚收过庄稼的地里，猪草长得最肥嫩。我们把这些“宝地”悄悄记在心里，隔几天就去割一茬。而那些不懂行的孩子，跑上半天也割不满篮底，只好眼巴巴瞅着别人篮中的收获。
　　冬日降临，万物萧条，四野望去，几乎看不到半点鲜绿。这时，我们便扛起铁锹，走进人家已收过的山芋地，一锹接一锹，耐心翻找那些被遗漏的小山芋、断落的藤蔓与残根。捡回来的小山芋，模样周正的就仔细收好，等到第二天清晨，一家人围坐蒸熟了吃；那些破损的、残缺的，则洗净入锅，煮熟后捣成糊状，添加一些米皮糠给猪吃。山芋藤呢，摊在日头下晒得干透，再挑去东南边几百米李运友家的加工厂打成碎糠，拌上些许麸皮。这般粗糙的食粮，虽远不及鲜草可口，却也能让圈里的猪，勉强熬过那段漫长的寒冬。
　　其实猪草最多最肥的地方，是生产队的玉米地、高粱地和棉花地。那里长满肥嘟嘟的马齿苋、锯齿状的七角菜、粘人的鬼针草、嫩绿绿的蕖菜……但我们很少敢去。每个生产队都派有“看青人”看守，我们最怕的是“王二爹”。
　　“王二爹”大名王长轩，他曾在黄克诚部当战士，做过黄克诚的警卫员，一次战斗中被炸断右腿，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他走路一瘸一拐，大人小孩当面恭恭敬敬喊“王二爹”，背地里却都叫他“王二瘸子”。他是个六亲不认的人，满嘴的胡子，整天叼着一个小烟袋，身边还总跟着一条机灵的小黑狗。我们才蹑手蹑脚溜进地头割上几把，狗便狂吠起来。王二爹顿时骂骂咧咧地追过来，我们毕竟才八九岁，吓得背起篮子拼命逃，有时摔了跟头，猪草撒了一地，也顾不得捡，连滚带爬地哭喊着奔回家。即便每次都能侥幸逃脱，但心里的阴影怎么也挥之不去。说实话，王二爹腿脚不便，走的再快也跑不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一声大喊，竟然让我们的腿脚全软。
　　星期天为了多割些猪草，我们常约上伙伴跑远路。姐姐说她最远曾走到六七里外的邻村汛东、泥螺大队那一带。父亲说，他年轻时还和五叔、六叔骑车去十几里外射阳县临海八大家割猪草，一整天的起早贪黑，每人都能驼回两麻袋肥嫩的猪草。
　　生产队有个专门养猪的场子，一排猪圈里有十几个猪舍，大约有七八十头猪，老远就能闻到猪场里的骚味。我们平日里割来的猪草，除了喂自家养的猪之外，多余的还能交到生产队里去换工分。猪草要一一过秤，按斤两折算成工分数——大约十斤算半个工，算成钱也不过两三毛，数目虽然不大，但积攒到年底，总能多分一些粮食，对家里也是个贴补。
　　往生产队交猪草时，我们这些孩子也常会动些小心思。有时候，悄悄在篮子底放上两块砖头或一些泥土快，上面再厚厚铺一层猪草，这样一来，过秤时的分量就“自然而然”重了一些。负责收猪草的通常是队里的干部，有时是队长，有时是会计，有时候是保管员。有一回，帮我称重的正是保管员严建虎。他朝我篮子里瞥了一眼，显然看出了那点“把戏”，却没点破，只是默不作声地过了秤。原本只有五六斤的猪草，竟称出了十四斤的重量。等我倒出猪草时，他特意走过来，压低声音说：“下次可别再掺东西了啊。”我脸上一阵发热，小声应了句“嗯嗯”，就赶忙趁着没人注意，匆匆倒净猪草，背起篮子一溜烟跑了。
　　自那以后，我的篮子里再也没放过砖头、泥块这类沉东西。不过，偶尔还是会往篮底铺些很容易就割到的水草，再在面上盖一层正经的猪草——也算是心里那点小机灵没完全收起，只是方式“温和”了许多。
　　如今，农村养猪大都变成规模化养殖，颗粒饲料取代了青草野菜。猪肉也没有从前的香味。乡野间路边沟旁的猪草依旧年年生长，郁郁葱葱，却再无人问津。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总是自言自语：哎，以前要是有这么多猪草多好啊！
　　割猪草，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共同的宿命与记忆。它写满生活的艰辛，也藏着我们最初的成长。每当我回首往事，那些奔跑在田埂上的身影、那些沾满草汁的双手、那些风吹草动的田野……仿佛从未随岁月走远，仍鲜活如昨。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