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黄海拾贝》） “宋公堤”是抗战期间民主政府在苏北，也是在华中兴建的最大的水利工程，继该堤筑成之后，政府又再接再厉，在抗战的炮火声中，继续组织广大军民在内地开沟挖河，修堤筑坝，进一步兴修水利。1943年12月间，仅五汛区在15天内便打成了“抗日坝”32道，修筑了兼作战壕使用的“抗日沟”190条，还用7天时间兴建了“抗日桥”一座。紧接着，又动员数千民工在五汛港和鲍家墩之间开挖了一条长达13里许、并有3条支河的“汛鲍河”。此河挖成之后，有170余顷荒滩变成良田，两岸百姓广受其益。
　　在此之后直到1945年8月的整个抗战年月里，尽管战事频仍，任务艰巨；但全县水利工程建设几乎一直没有停止。仅在1945年4月8日至5月8日这短短的一个月里，阜东全县共修大小河道竟达50条之多！其中既有像五汛区的中心河、华成区的三涧河、八巨区的三民河这类较大的主干河，又有如獐沟区的李大港、王家港这些较小的支河或港道，挖土总量达181810方。这些河道，既可以抗旱，又可以排涝。所以，各条河道两岸的大部荒地均得以开垦，总计增加耕地面积达72815亩（其中还包括群众自由开垦的若干田地）。
　　日、伪、顽对阜东县的经济封锁，造成阜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上的极大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根据地出产农副土特产品的有利条件，积极组织经济贸易，成立贸易公司，开展商业活动，进行物资交流，保障抗日军民的生产、生活，贸易公司在八滩、獐沟、蔡桥等地成立支公司或商店，全公司有四五十条船，作为临时流动仓库，主要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贸易公司主要经营粮油、棉布、纱、百货，收购生猪、大豆等土特产。贸易公司的根本任务是，通过经济贸易活动，同日伪顽进行经济斗争。从当时来讲，它的任务和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支持抗币（抗日根据地流通的货币）的流通，供应各种物资；二是调节解放区市场，繁荣经济；三是打击不法私商，牢牢掌握解放区市场的主动权。
　　针对敌人的封锁、破坏，贸易公司还根据形势的需要，改变贸易策略，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游击贸易，把生意做活。在八大家、八滩、北坍、如来庵、蔡桥、六套等地设点供货，向群众出售生活日用品。在敌人“扫荡”，情况紧张时，就采用一担挑货郎式的售货方法，流动赶集，走乡串户，灵活经营。这种贸易方式，使人民群众买卖大为方便，安定了人心。当时敌占区不用共产党的票子，加上封锁严密，不少物资解放区尤感紧张，公司就用本地土特产品，通过商人去以物换物，换回人民日常需要的物资，投放市场，供应群众。主要物资有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等。公司还收购肥猪，有时收几千头、上万头，加工咸帮猪，让商人运到海安、南通、江阴等敌占区，从那里换回解放区紧缺的物资。
　　所有以上这些活动，既调剂供求，繁荣市场，给解放区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又安定了民心，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了抗战。
　　在初步打开根据地局面，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处于初创阶段的阜东县民主政权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严重不足。当时，领导政府工作的干部大都来自部队或外地。1943年在阜东工作的外来干部有90人，其中女干部36人。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很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到了1944年，县、区、乡已有行政干部264人，其中地方干部占到91%。县委培养干部的途径，一是进校培训，二是在实践中锻炼。除华中党校、盐阜党校、抗大五分校和鲁艺等学校外，盐阜区还创办了一所以培训区、乡行政干部为主要目的的行政学院。季龙、李维祥、张子雄、徐航、严抗、高百川、徐声、徐毅等人，都是这个学院的第一期结业生。在1941年，就由邹屏、王伯谦负责，办了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1943年，县委办了两期党训班，有区委委员和乡长等150人参训。同年10月，县政府又办了一期乡长训练班，学员58人，学习政治、军事和业务，历时35天。县委还用交任务、压担子等方法来锻炼干部，使他们在斗争实践中增长才干。那时参加工作的干部，大多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满腔的政治热情，虽然只有2斤猪肉钱的生活津贴，但他们一心为革命，从来不叫苦，凡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不管困难多大，也要拼命完成。通过实际锻炼，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三年出县长”，是当时形容干部成长速度的一句代用语。
　　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各级领导也很重视。经常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提倡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而且还能注意反对文牍主义，不搞“等因奉此”，盐阜区党委领导人曹荻秋为此还专门作过报告。所以，那时群众找乡长、区长、县长反映问题很方便，可以直接谈心，而不必经过门卫、传达室之类，处处体现人民干部爱人民的好风尚。对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上级也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阜东县的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从而壮大了坚持原地斗争的革命力量。
　　阜东县建政不久，于1941年11月就成立了县参政会，请各界知名人士、爱国士绅，共商抗日救国大事。1942年9月26日经过民主协商，又成立了县参议会，选举庞友兰、杨芷江、田厚斋为正、副参议长，薛尚实、顾群等15人为常务委员。参议会成立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为国为民为阜东的抗日斗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42年初，阜东县政府开展减租减息斗争。2月20日，县参政会召开扩大会，有50多名参议员出席，共同听取新四军八旅政治部李主任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一致响应政府号召，表示积极支持减租减息，保证完成政府预借公粮120万斤的任务，拥护和执行政府的借枪、征粮、减租减息等具体方案，并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副参议长杨芷江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主动向佃户算账退租。参议会常委王慕涵也主动作模范退租。浦东乡地主士绅江汉光，自动与佃户兑现分租，计退出1000多元。三区的开明士绅及乡保长，为解救农民生活困难，还发起成立募捐队，士绅及乡保长参加者百余人，纷纷解囊相助。仅八巨乡就募得稖头3150斤，山芋干千余斤。
　　 1943年，在反“扫荡”斗争中，全县各阶层人士响应政府号召，开展献枪献粮运动。七区献出步枪120支，手提机枪6挺，子弹若干发。四区吕湘亭先生在献枪动员会上，带头献了2支。九区头巨乡献枪7支，五区姜洋乡的开明地主献田360亩，献枪13支，该区先后共献田1275亩，献轻机枪一挺，驳壳枪30支。步枪32支，子弹750发。在反“扫荡”中，阜东参议员大多深明大义，发扬民族气节，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副参议长杨芷江还接受我党委托，让邹韬奋、鲁芒等20多名干部在他家里打埋伏。九区参议员顾绍九为抗战还负了伤，还有不少开明地主，主动借粮给穷人度荒。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　动派假抗日、真备战，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进一步暴露，全国各阶层愤怒声讨，阜东参议会也发起签名运动，反对内战。李聃三、王慕涵、姜也鲁、张凝寒等均系国民党员，其中有些人为过去阜宁县国民党之要员，均对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深恶痛绝。李聃三先生在病中作书号召阜东参议会议员立刻完成签名运动，通电蒋、胡，要求停止内战。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统战工作的落实，我党在配备政府班子时，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借以发挥各界人士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抗日民主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阜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社会情况复杂、根据地经济又很落后困难的情况下展开的，坚持的，中间经过了许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一步一步地取得了胜利。从1940年底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到抗战的胜利，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中，日伪顽匪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对根据地在军事上进攻，经济上封锁，政治上瓦解，大搞伪化，大肆进行各种破坏，目的都是想扼杀掉我阜东抗日根据地。但结果恰恰相反，新生的阜东抗日根据地和整个盐阜区抗日根据地一样，不但没有被消灭掉，反而在斗争中得到了建设、巩固和发展，她像东岳泰山一样屹立在黄海之滨。
　　根据地取得的胜利和对抗战的贡献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就拿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情况来说，在1943年反“扫荡”后，县总队队伍进一步扩大，依据上级的决定，将县总队改编成独立团，成为正规化的地方部队，全团有7个连，共1000多指战员。阜东地方武装先后配合主力参加大小战斗231次。另外，发展区联防队（半脱产武装）3469人，参加战斗2046次。全县共有1718人参军，其中有449人参加主力，361人参加县总队，908人参加区队，还动员了77人归队。在抗战期间，阜东县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先后输送了近6000人的兵员和战斗骨干。至于数以万计的乡自卫队，也在反“扫荡”中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并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此外，党组织在反“扫荡”中成为领导核心和坚强堡垒。在全县149个乡中，相继建立了144个支部，580个保中建立了474个党小组，党员总数3673人。
　　阜东坚持抗日斗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的根据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竭尽全力、认真用心地去建设根据地，既要用武装力量去保卫根据地，又要抓住一切时机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特别是在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的时候，更不能忽视这一点，要做到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并重，阜东县委在领导军民坚持抗日斗争时，就做到了这一点。
　　阜东县委狠抓武装，扩大武装，把人民武装起来，同日伪顽匪展开斗争，消灭反　动的武装力量。当时，党组织及时提出了“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口号。当时有一个说法，叫“枪换肩”，即通过动员，把地主富农的枪借来武装贫苦农民，组织民兵自卫队（有的叫青年队，还有的叫基干民兵），建立地方武装。据阜东县冬春工作动员委员会1944年11月28日统计：全县共有民兵4658人，计划发展到12048人。县委还采用两种办法扩大主力部队：一是动员青年直接参军，二是由地方部队逐步升级为主力部队。
　　为了搞好地方抗日武装队伍的建设，县委和县总队根据战争条件和可能，抓住一切机会，开办武装训练班，进行游击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和军事、政治整训，清理思想，提高技术。并举行军事比赛，运用集中整训、检阅评比等方法，以及开展立功授奖活动，来推动武装工作的开展，培养和提高战士的作战技能。县总队举办的地方武装训练班，课程主要内容是游击战术、站岗放哨以及军事政治常识等。每期训练班的时间，一般为两个星期。训练班的要求是学、做、教合一，就是既要学会，又要会做，回去以后更要会教。每期学习结束时，都进行考核和夜间训练。
　　在抓武装的同时，县委发动党政军民，见缝插针地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如开展以民主建政为中心的减租、生产、民主建政的“三大运动”，颁布发展生产的法令、条例，开河筑坝，兴修水利，组织纺纱织布、晒盐等农副业生产，还重视开展根据地的贸易工作，抓好根据地的公粮征收、文教事业、拥军优属等工作。这样做，既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又稳定了局势，争取了群众，安定了人心，从而使抗日斗争工作有了稳固、安定的基础。例如，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的修筑，不仅使阜东敌后十几万人民因海潮灾害而陷于破产死亡的痛苦被解除，使连年被海水淹的五十万亩土地得以重振生产，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上百万亩土地有了安全保障。而且人民群众经过这一事实对比，更加懂得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除害的，而日军、汉奸、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顽固派是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从而自觉地竭诚拥护、爱戴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有些开明士绅感慨地说：“共产党真有经天之力、纬地之功。”
　　正因为根据地有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做后盾，所以无论敌人怎么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有自己的广大乡村作依托；无论是在根据地内坚持，还走跳到外地坚持，占领与反占领，“扫荡”与反“扫荡”，转来转去，我抗日武装力量的给养补充，伤病员治疗，部队的休整，以及兵员的来源，都有了依靠。
　　阜东抗日根据地从开辟到发展，都是在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进行的，三师八旅的指战员与地方武装并肩战斗，直到抗战胜利。每一次大的战斗，每一回除奸反霸，以及组织地方武装的工作，都是在主力部队的帮助下进行的。到1943年原地斗争非常艰苦的时刻，我主力军更发挥了骨干作用，反“扫荡”，反“伪化”，他们一马当先，英勇战斗。1943年2月19日、20日，敌相继占领东坎、八滩，我八旅一部除少数兵力给敌以沿途伏击外，其余大部避开强敌，在县总队配合下，以营为单位，于阜东、射阳、滨海（今响水）等沿海地区与敌周旋，寻机袭击敌人。当敌伪纠集兵力在我阜东的篆河、大汛港、五汛港、头渡口、三截沟、北坍、新港、天赐场、辛荡、岗墩套、大通口、沈滩、长兴庄、大淤尖、六合庄、大王庄、宋尖子、杠子、前案、蚂蚁墩等地，进行梳篦式反复“扫荡”时，我主力二十四团等部队奋力作战，伏击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战斗，八滩等地被我二十四团收复。
　　3月初，东坎的敌伪五百余人复占八滩，我二十四团一部、旅直特务营及阜东总队各一部组织围攻，击退出扰之敌，袭击据点，迫使敌分两路撤退。此后，二十四团和阜东总队又分别袭击东坎、六套、七套之敌，在各区队及各地自卫队的配合下，以夜袭、伏击等战术，给敌以杀伤。
　　3月29日，日军山本中队和徐继泰匪部二百余人，再次占领八滩，安设据点。第二天，我二十四团和阜东总队遵照三师的命令，立即摧毁了敌据点，击毙中队长山本以下百余名鬼子，消灭近200名伪军，缴获步枪230余支，子弹数千发，以及迫击炮、轻机枪等。这就是有名的八滩战斗。这一仗，我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改变了阜东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
　　4月间，东坎敌伪百余复占蔡桥。阜东总队和三师特务营各一部猛袭敌人，致敌逃走。
　　12月14日，我二十二团、二十四团各一部和阜东总队，合围敌东坎据点，日伪惊恐万状，仓皇撤逃。二十二团乘胜伏击，毙伤敌伪二百余人，俘伪一百余人。随后，二十二团、二十四团乘胜收复东坎、杨圩、王团荡、狼毛墩、瘦蛏洼五个敌人据点。
　　 1944年12月10日，伪孙良诚部四十一师及日寇一部，由涟水向阜宁开进，其后续部队在我阜东天场的杨庄一带，遭到我二十二团、二十四团袭击，给以重大杀伤，挫其南下锐气。
　　以上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我阜东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始终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作战。几乎每一次战斗，每一次行动，都是有主力军和地方军配合展开的。主力用拳头打击敌人，而地方军和民兵则用无数只手来分散敌人，钳制敌人，共同歼而胜之。没有新四军主力部队作后盾，地方武装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要坚持原地斗争，也是不可能的。
　　阜东县在根据地开创初期，阜东的主要问题是伪匪顽的破坏捣乱。所以县委确定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大搞武装，坚决严厉地打击和镇压土匪顽固派的反　动势力，扫除根据地建设障碍。当形势出现平稳时，又连续制订一系列加强根据地政权和经济建设的策略。当敌军压境、对根据地实行占领和“扫荡”时，县委立即号召人民提高警惕，及时提出分散以隐蔽自己，集中以消灭敌人，和坚持乡不离乡、区不离区等坚持抗日斗争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具体规定：
　　在敌一般侵扰的情况下，干部和地方武装应抗日坚持。在敌大兵压境情况下，可以临时跳出，但不能远，要留少数人就地坚持，一般跳出时间不超过一昼夜。县武装队要做到敌有空必钻。在敌长期驻剿情况下，干部、武装留少数人在内线坚持，大部撤出。在内线坚持要做到：短小精悍，能打能跑，依靠群众，不可孤立斗争。任务是进行除奸，稳定人心。跳到外线的要做到：不能跳得过远，要随时配合内线作战。必要时外线武装可以大股突进到内线，采取老鹰捉小鸡的方法打击敌人。
　　因为这些方针政策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而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广大人民群众及抗日武装，依据这些战争策略，边战斗，边建设，特别是能巧妙、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搞得敌人疲于奔命，而我则在运动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人，一点一点地吃掉敌人，从而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的目的。
　　阜东党对抗日斗争的领导，可以说是表现在各方面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都是在县委领导下开展的。从总体来说，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就是及时地有效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对工作上的具体领导。从县到区、乡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能始终生活于人民之中，同群众一道工作，既当领导者，服务上门，指导上门，又当工作者，凡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做到。现在我们以县委、县政府领导抗日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为例，来看看党的领导作用。
　　民主政权建立后，尽管财政十分困难，政府还是努力发展文教事业。县政府设立了教育科，专抓教育工作。1941年，除原有小学继续开课外，还利用庙宇、祠堂及其他空室兴办学校。教师由各地进步塾师或经过教育的地富中的知识青年担任，而且还改进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免费让贫农子女上学。1943年2月，县政府召开文教工作会议，总结了办学经验，布置了新的任务。同年八月，盐阜区二联中也在我县东墩（今属蔡桥乡）创办。县里开办了以培养师资人才为目的的教师讲习班，参训者有教师、塾师和知青200多人。县政府还重订了小学教师待遇标准，改公粮公草津贴制为实物薪给制（分六个等级）。为加强对中等学校的领导，又在各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公开叫“生活指导”组织，负责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小学课程也适当纳入时事政治内容。另外，以成人为教育对象的冬学、识字班，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兴办起来。在“明理为主，识字并重”的方针指引下，到处都有夫妻、父母、兄弟、姐妹互相帮助学文化的好范例。
　　全县的广大人民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送子送郎参军，积极缴公粮，为部队运粮运草、抬担架、送伤员、带路、送情报、掩护抗日战士。群众尽管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宁可自己受难挨饿，也要从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部队，真正做到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政府还发动群众为部队缝制军衣军鞋、运送军粮、捐献钢铁等。广大妇女为保质保量完成做军鞋、磨军粮等任务，常常干到深更半夜。有时军鞋任务很紧，一突击就完成几千双、上万双，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如1943年6月，县妇救会与县合作社一起组织八巨、八滩、三坝等四个合作社，突击完成军服2.4万套，军鞋2500双，及时送交部队。1943年，一年中，全县劳军实物折合抗币22.6万元。1943年至1945年这3年间，共支援部队钢铁21.7469万斤。此外，每逢过年过节，各界群众还热情主动地为部队赠送慰问品，开展军民联欢等拥军活动。
　　同时，阜东县还善于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致齐抗日，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各项工作。     （完）　　　（中共滨海县委党史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