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东县（今滨海县）抗日根据地位于整个盐阜抗日根据地的东北部，它东濒黄海，南到射阳河，西至张家河及横沟河与北沙接壤，北及中山河，土地面积720平方公里，全地区成等边三角形。等心三角线120华里，共有人口41万。这里虽属盐阜地区的边远地带，但交通尚为灵便，农产丰富，以产盐、产油、产棉为大宗。从东坎、蔡桥、五汛港向北纵横有百里平原，能容较大兵团活动，加之海边无港口，敌舰无法靠近，西扼的废黄河又可以建立起防卫线，只有东南容易受敌，但可以集中对付。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阜东县的广大军民充分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开展抗日斗争，坚持这个地方，保卫这个地方，建设这个地方，使它成为整个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大后方，成为新四军兵源补给、伤病员诊治疗养、军事设施和物资供应储存的战略基地。当年新四军三师师部、八旅旅部都曾设在过这里，我军的医院、仓库、工厂等后方机关，也是林立于各地。
　　历史早已说明，这块根据地的建立和存在，对整个盐阜区的抗日斗争，对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阜东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开展，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条件来制定工作方针和任务的；它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经历了一个艰苦、复杂长期的斗争过程。从时间上来说，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即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9月，为我军开创阜东抗日根据地阶段；从1941年9月到1942年底，是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巩固、建立和发展阶段；从1943年1月到年底，是坚持抗日斗争最艰苦阶段；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是坚持抗日斗争开始全面胜利阶段。
　　阜东抗日根据地是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帮助开创的。1940年秋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率部由皖东北南下。10月初，第五纵队一部从两淮、涟水北部进抵佃湖、云梯关、双套一线，星夜渡过中山河（原淤黄河），进驻陆庄、张庄、徐庄、李庄一带。当时，顽军徐继泰部驻东坎镇，派部队防守外套、大套（距李庄二里路）等地，妄图阻挠我军前进。顽徐部队于次日拂晓向我李庄部队开火。我军步、骑兵乘势反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大套、外套、辛荡、夹河、西坎挺进，直捣东坎，歼灭顽军一部，徐继泰率残部经蔡桥向射阳河南狼狈逃窜，我军各部指战员精神抖擞，连续作战，乘胜追剿残敌，一举摧毁了盐阜地区的反　动政权。
　　中共淮盐第三地委书记杨纯随部队进入东坎后，一方面立即组织地下党同志随同主力部队（以连为单位）分赴八滩、五汛港、獐沟和六套等地，着手建立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另一方面，在东坎镇召开工农商学各界及上层人士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各阶层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10月中旬，以东坎镇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名义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我主力部队开辟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宣传我党抗日民主及统一战线政策。随后，我五纵队二支队（即六八八团）大部由东坎继续向南进军。该团政委贺大增率领一部留住东坎，其主要任务：监视并打击响水口、合德等地日伪顽军的侵扰，支持地方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派出部队骨干，协助地方党有重点地开展群众工作，开展建党工作。
　　 1940年12月，阜宁县为加强对该县东北地区的领导，决定在东坎成立东北行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原二、三、六、十一、十二等区实施行政领导。顾光明、王伯谦先后任东北行署主任。与此同时，中共阜宁县委决定在东坎建立东北办事处，作为县委的代表机关，办事处主任为邹屏。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阜东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开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革命斗争，使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匪的残酷进攻下建立、巩固、发展起来，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带领群众武装群众，拿起武器，开展剿匪反霸反“扫荡”，稳定抗日根据地局势。
　　正当阜东及整个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已系统成立，并全面开展建设，正待巩固之时，日伪顽匪等反　动势力极为恐慌，他们暗中勾结，行凶破坏，进行暗杀，组织暴乱，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重新控制阜东这个战略要地，如八滩区的匪首顾豹岑公然搞武装暴乱，抗缴公粮公草，袭击区署，绑架并杀害区长徐锐和民运干部，抢劫区队枪支，并纠集土匪、流氓、反　动地主和小刀会1000余人，自封“剿共司令”，公然与我军和政府为敌；糜滩区的恶霸地主左祥菩策动二截反　动地主左耀东、李健菩等，集结小刀会1600余人，向我军猖狂进攻，针对顾、左匪首反革命的嚣张气焰，1941年1月4日至6日，我八路军二支队五团在沙二截消灭左祥吾反　动地主武装和瓦解小刀会1000余人后，以八旅特务营和二十三团为主，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立即于同月15日包围季家圩，至2月2日，前后经过三次战斗，击毙匪首顾豹岑，其部全部被歼，缴获大批武器。我阜宁东北行署和东北办事处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军事剿灭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狠狠地打击暴乱的土匪、恶霸和反　动地主的嚣张气焰，杀了一批匪首、惯匪、刀会头子、恶霸、反　动地主和特务匪首，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土匪、恶霸的罪恶，号召犯有一般劣迹者重新登记。反　动武装暴乱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初建的政权得以巩固。
　　1941年7月，日伪对我盐阜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其特点是：（1）日伪顽三方面配合起来；（2）土匪大肆破坏我方机关，坏分子也趁火打劫，发动叛变，抢我物资；（3）他们以轻兵急袭我后方机关；（4）“扫荡”时间长达40天之久，烧杀破坏性很大；（5）在日敌扫荡时，伪顽及地方反　动势力也趁机恣意破坏：三区队叛变，陈振东区长在海堤被俘杀害（7月下旬）；二区青年队被袭击，工委书记陈涛牺牲（9月初）；一区大套、中兴、永岗青年队被伪顽勾结叛变（八月）；十二区署被袭击，区长被俘（逃出），区员被打死（9月）；十一区区委被袭。区书记谢荣被打伤（8月中旬）。于是土匪四起，到处扬言：“杀尽民运队！”伪军也扩大了起来。杨仲华成立了“和平救国军”，以我各区叛变的人员和阜宁大队叛变的一个连，加上一部分散匪、顽军，扩编了三、六两个师。这两个师驻屯射河南边，不断过河骚扰我阜宁东北边区，敌在“扫荡”过程中扩大了日伪的游击区，使我六区、十二区一部分变成了“伪化”区。
　　日伪的“扫荡”，对全地区各阶级的影响极大。比较老实的土财主暂时躲避，或寄居他乡；大地主企图暴动，地方实力派则与顽伪勾结；开明士绅比较沉默，但不中断与我政府的关系。乡保长大部分动摇，表面应付我政府，背后做坏事，最紧张的时候，不执行政府命令，不靠拢政府，封建势力也向农会反攻，嗤笑、污辱农救干部。基本群众产生恐惧：“新四军走不走？新四军会不会失败？”
　　为了粉碎日伪的这次“扫荡”，盐阜区党委下达了五条指示：1.任务是反“扫荡”。2.重视武装，对区队进行洗刷。3.镇压反　动派，派人去杀坏蛋头子。4.提高警惕，干部、支部要秘密，特别在东坎、蔡桥日伪易到之地。5.注意土匪和顽固分子，机关周围要警戒。同时，阜宁县委东北工作委员会办事处也作出指示：1.立即建立游击小组，每乡一个，受党支部领导。2.建立情报站，每站设侦察员、交通员。3.在临近大路之乡，建立乡保徒步哨，三里路左右一个。4.即日起，清理区队、特务连、青年队及勤杂人员，调走各乡坏蛋，应扣者扣，应杀者杀。5.每乡三日内完成担架三副，运输员二十人。6.沿途建立烧茶站。7.掩藏伤员、机关物资。8.主力部队所到之处，支书、乡长、会长、民运同志要主动与之取得联系。9.疏散各机关人员，特别是行署人员，9月2日盐阜区党委在陈集开动员大会，明确提出了以动员战争、组织战争、领导战争为主要任务的方针。
　　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积极开展以搞武装为中心任务的反“扫荡”工作，首先是向地主、地方实力派借枪，扩大区队与行署警卫连，先扩区队，再由区队调人到行署警卫连，再就是开展治安防匪工作。先杀一批土匪，造成革命的恐怖，使土匪不能活动，使半土匪不敢当土匪，对特工暗探和乡保长的有通匪者也杀一部分，当时阜宁东北地区的武装主要是新四军二十三团和八旅旅直、特务营、阜宁大队一部分。驻在日伪侵犯必经道路上侧的有个把营，其余部队任务为剿匪，全县划分成5个清剿区，由部队配合地方进行清剿。
　　在我阜东党政军民的武装打击下，日伪的第一次“扫荡”以失败而告终，新生的阜东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坚持抗日斗争的战斗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失败的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日军于1942年冬，又开始策划和准备对我盐阜区实行再一次规模更大的大“扫荡”。1943年2月，日军抽调华北、华中十七师团、十五师团、混成旅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又集中徐继泰、李实甫、潘相臣、刘湘图、胡冠军、朱保元等部伪军约八九千人，于2月11日开始“扫荡”盐阜地区，其中一部自徐州向淮阴、涟水方向推进，封锁盐河线及运河线，一部自海州向南于新安镇、响水口集结，一部自如皋、东台、宝应、兴化向盐城等地集结，对盐阜地区形成包围态势。2月17日至27日，伪军经王集、张集、小尖、三套、六套、七套、佃湖、阜宁、獐沟、陈洋、鲍墩分五路，大举进犯东坎、八滩、北蔡桥等地北至淤黄河，南至射阳河，对阜东构成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2月20日至26日，日伪军先后占领大汛港、五汛港、三截沟、四层、北坍、新港、天赐场、辛荡、头渡口、篆河、樊集、沈滩、大淤尖、六合庄、大王庄等地，并进行梳篦式的反复“扫荡”，见人就杀，见女就奸，见物就抢，许多民房被烧，火光冲天，阜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敌在战略上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先以重兵控制我南方及盐阜沿海后，再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压迫我主力至沿海地区聚而歼之。在战术上，则是全面“扫荡”与分散“扫荡”相结合。全面“扫荡”，就是梳篦式的“扫荡”，以大兵力、分多路向我大举合围，以部分兵力控制市镇要道，用主力合围我军。分散“扫荡”，就是敌在合围后，又集中兵力，于纵横三四十里或二三十里地区进行反复搜剿，把我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块，这一块“扫荡”结束后，又转向另一块。敌人的这次“扫荡”，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时间之长，准备之充分，计划之周密，手段之毒辣，方法之残酷，都是前所未有的。
　　早在1941年夏，刘少奇、陈毅同志就看清了日军侵犯这一严重形势，以华中局名义，发出了准备粉碎敌伪大“扫荡”的指示，《江淮日报》同时发表了社论，新四年三师师部和苏北区党委号召全体军民坚壁清野，同仇敌忾，准备击退日寇的进犯。1943年1月15日，盐阜地委在阜宁县郭墅张庄召开会议，黄克诚师长在会上作形势报告，要求坚持抗日斗争，反对右倾逃跑。兼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作了《关于怎样坚持盐阜区斗争问题》的报告。指出：首要任务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心工作是改造地形，整理武装。大会之后，盐阜地委和行署分别发表新年《告党员书》和《告人民书》，指出：日军即将大举进犯，全体共产党员要克服侥幸心理，树立必胜信念，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迅速备战，粉碎日军大“扫荡”，咬紧牙关，渡过艰难困苦的两年，为保卫盐阜根据地和盐阜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到底。
　　阜东军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从军事、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积极备战，各区乡、各系统都以准备反“扫荡”为中心开展工作。为了迎接反“扫荡”。坚持原地斗争，县设立县武装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区乡联防队、自卫队、模范班、儿童团，动员和组织人民空室清野，破路挖壕，拆桥设障，打狗灭狗、做到抗日壕沟村村相连，救国食粮室室皆空。区乡政府建立起治安委员会，采用抗日连坐法进行联保，锄奸防匪，严守抗日秩序。建立交叉站，打破敌人封锁，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联系，掩护同志，精兵简政，机关轻装。1943年初，阜东县机关由县委书记薛尚实、副书记尹阿根（邢子陶）、县长唐克、县总队长张兴发组成战时领导小组。县委其他成员及大部分机关干部都分到各区各乡，与当地干部一起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抗日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加强对基层政权的领导。
　　在日军的疯狂“扫荡”面前，我军和地方武装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分散以隐蔽实力，集中以歼灭敌人，坚决保卫抗日根据地。在战术上则是化整为零，有时又集零为整。在敌伪可能经过的道路两旁分散设伏，凭借熟悉的沟沟港港，时打时走，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奇袭、偷袭敌人。敌人大兵力合围时，我地方武装就分散隐蔽，转敌之侧后，跳出包围，避敌锋芒。当敌立足未稳时，我就来个迅速集中，突然出击，歼灭敌人。敌人分区“扫荡”时，我地方武装就“跳浪岸”，敌到东，我到西，见到机会，就打敌一阵。
　　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我地方武装创造了许多打击敌人的游击战法，例如麻雀战、奇袭战、伏击战、火攻、智取、老鹰抓小鸡、黄牛身上拔毛、肉包子打狗等。1943年8月9日下午1时，敌伪200余人，携带掷弹筒、轻重机枪等，往我獐沟区尹桥乡抢粮，路经虹桥，逼我埋伏在河边的8名民兵突然袭击，敌随之进行还击，并分三路包围我民兵，我民兵依据熟悉的地形，灵活地与敌战斗，直至天晚，敌死伤6个，丢下一批武器，狼狈而逃。我除耗70余发子弹外，无丝毫损失。同年6月22日下午1时25分，七套敌伪（鬼子30余，盐警30余，常备队100余）共200余人，携带轻重机枪3挺，掷弹筒3个，占领了三坝区沈庄旁的龙港后，分二路进行抢粮，我滨淮区游击队闻讯后，迅速近敌，分散多路，用麻雀战术，四面八方放枪迷惑敌人。经4小时周旋，将敌击退，敌死伤14人，消耗子弹1000余发，我仅轻伤1名。
　　我地方武装除了在军事上打击敌人之外，各区、乡的武装队伍、群众，还大力挖路破桥、填沟堵河，改造地形，将敌人可以利用的一切土圩、工事平毁干净，便敌人陆路受阻，河渠不通，寸步难行，处处受击。
　　阜东地方抗日武装在反“伪化”斗争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日寇不光想用武力征服我国，而且还极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每侵占一地，就大搞“伪化”统治。我地方武装执行政府的指示，除积极进行争取、利用、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外，对那些伪组织的反　动首领、敌探、奸细，则坚决进行镇压，破坏敌伪的情报交通，拔除伪化据点，除掉汉奸走狗。夹河乡伪自卫团长栾小四坏得透顶，潘荡区联防队指导员、农救会长吴庆兰，同乡干龚善交一起，除掉了夹河乡伪自卫团长栾小四。永岗乡“黑狗队”张霖，常带着30多人，扛者日本旗，到乡里扰乱作恶，该乡的抗日游击队王维善等带领队伍，狠狠地给以痛击，打断了张霖的膀子。游击队还突击到改伪据点，捉住了几个进行“伪化”的伪保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阜东地区出现了两次比较平稳的军事形势。第一次是从1941年9月日军第一次“扫荡”被粉碎到1942年底，第二次是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这时坚持抗日斗争的最艰苦时期已过，出现了抗战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在这两个比较平稳的时期，阜东县委注意充分利用有利形势，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为坚持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特别是在1944年的第二次反“扫荡”胜利以后，阜东县委于1944年初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部署了今后以民主运动为中心的工作任务。从此，民主运动便在全县范围内蓬勃展开，同时，大生产运动，统一战线，整顿健全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培训干部，扩展主力和地方武装，减租减息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政治觉悟也有了提高，民主政权日趋稳固。
　　1941年底，日伪的第一次“扫荡”被粉碎以后，阜东地区的时局开始稳定，日伪顽的力量有所削弱，对我根据地的威胁也有减少，我根据地的游击区得到扩大。为适应和发展这一形势，进一步加强对原地斗争的领导，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将原阜宁县的二、三区的全部，六、十二区的大部，一、十一区的一部划出，建立阜东县。阜东县建立后，为便于开展斗争，又决定缩小区划，至1941年底，先后设立了一区（潘荡）、二区（糜滩）、三区（八巨）、四区（八滩）、五区（五汛）、六区（华成）、七区（獐沟）、次年3月又成立东坎区。1942年底，又将四区以沈滩为中心的废黄河以北划出设八区（滨淮），将一区东部划出设九区（三坝），配备和加强了各区的区长、区书记，从而从组织上保证了对开展抗日斗争工作的领导。1942年1月，盐阜区党委在陈集会议上提出了新任务，要求各地“将根据地建设从质的方面提高一步”。根据这一指示，阜东县委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期，发动群众，在搞好武装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了以民主运动为中心的民主、减租、生产三大运动。民主运动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削弱封建势力，减租减息的目的是在经济上减轻封建剥削。生产运动的目的是创造物质财富，改善军民生活。在运动的部署上，县委决定，秋收时节以减租运动为中心，农忙季节组织领导大生产，农闲时节则以民主运动为主。在以反“扫荡”为中心任务的1943年，县政府作了这样的指示：“当前的中心工作，除紧急准备反“扫荡”外，对全县来说，中心工作仍然要放在生产运动、民主运动、减租运动上”（阜东县政府1942年11月第九次行政会议决议）。各地在敌人“扫荡”过程中，只要日伪一离开，就“见缝插针”继续组织三大运动。
　　处于初创阶段的阜东抗日民主政权，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局面和极为艰巨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当时的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封建势力仍有一定市场，而我们一时又没有足够的干部去层层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所以，起初只是搭了县、区两级政权的架子，旧的乡、保政权原封未动。这样，就只能一般地保证民主政府权力的行使和法令的执行，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为此，阜东县委认真领导了以改造旧政权、巩固新政权为目的的民主建政运动。
　　民主运动的实质，就是劳苦大众在政治上的翻身掌权运动。所以，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好乡村政权的选举改造。1942年冬天，为取得民主运动的实际经验，由县委副书记尹阿根率领的7人工作组，在四区卫北乡搞了典型试点。接着，运动便在全县铺开，12月10日，县政府印发了《乡选委员会组织法》《乡选举法》《乡选工作步骤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指导性文件。次年1月8日，县政府行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乡选中人民检举事件的处理办法》、乡政人员公约》等。这些文件，是在总结前段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今后运动所做的具体指示。
　　在选举中，各乡、村经过酝酿准备、检举大会、建立公民小组、讨论提案、代表大会、公民大会、实施选举等七个步骤，清算了旧政权工作人员的各种歪风邪气和罪行，罢免了他们的职务，打碎了旧的压迫人民的工具——保甲制度，建立了以劳苦大众代表占优势的、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崭新的政权组织。为了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新政权的健康成长，还制定了《乡政人员公约》《公民公约》《英年公约》等。如《乡政人员公约》的具体内容就是“十要十不要”；一切依靠人民，不要脱离群众；二要熟谙民情，不要欺上压下；三要刻苦耐劳。不要吃喝嫖赌；四要办事民主，不要苟徇私情；五要公正廉洁。不要贪污受贿；六要顾全大局，不要包庇坏事；七要贯彻法令，不要违法乱纪；八要以身作则，不要仗势欺人；九要努力生产，不要轻视劳动；十要虚心学习，不要自满骄傲。新生的乡、村政权，得力地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完成减租、生产、征兵、备战各项任务，在抗日救国的大道上奔跑。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1941年夏收时节，阜宁县东北行暑即颁布了减租减息法令，但由于根据地建立不久，加之地主豪绅的破坏，及匪患的干扰等原因，这个法令未能实施，次年二、三月份，才正式开始退租。运动首先在三区搞起。四、九区接着进行，至5月底，包括棉区（六区）在内的各区均已打开局面，接着麦收，又搞减租运动。但正在这时，日伪又放出“扫荡”空气，加之封建地主的抵制破坏，使得此后一年多时间的减租减息工作进展缓慢，地主豪绅抵制减租减息的手法可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主要“招术”有：抗分、私分、少分、假分、吓分、骗分、拖分、躲分、赖分、逃分、溜分，还有做假债、假合同、改租、夺地（以抽回佃田要挟佃户）等等，差不多真的有“十八般武艺”。
　　对地主士绅的这些花招，民主政府及时发动群众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民运工作队的同志，对劳苦农民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帮助他们认识“穷人是不是天生命苦”“地主和农民究竟谁养活谁”“会不会变天”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坚定“抗战必胜，革命必胜”的信念，树立“佃农翻身做主人，掌握印把子”的决心。这样，全县出现了许多敢于同抗租地主作斗争的积极分子，终于夺取了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1944年1月19日，县委书记薛尚实在《十大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中指出：“1942年，减租地主3720户，得租佃户9600户，减租粮有100万斤。1943年，减租地主3928户，得租佃户13000户，减租粮有120多万斤。”而在1944年，减租地主更发展到4245户，减租退租粮达240万斤，平均每个佃户得粮食589斤。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0年至1943年间，由于日伪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　动派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当年的阜东县，不光时常遭受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人祸，而且还时常遇到水旱、蝗、疫等灾害。为了击退日伪的野蛮进攻，打破国民党反　动派的封锁，解决广大军民的生活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阜东县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的一系列指示，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千方百计地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生产大军，掀起了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大生产运动的热潮。这个运动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收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都是令人瞩目的。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阜东县委和政府既组织领导了以种植粮、棉、油等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又组织领导了养猪、种菜、捕鱼、织席等项目的副业生产，还组织领导了纺纱、织布、晒盐、运盐、榨油、制糖等行当的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与此同时，水利建设和治虫抗灾这些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作，也搞得卓有成效。从乡村到集镇，从党政机关到部队、学校，各行各业都被动员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随着生产的蓬勃发展，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并有力地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早在1941年初，县委把发展生产列为全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宋公堤”筑成之后的是年8月，县委和县政府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为抵制日伪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解决广大军民的衣食问题，必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并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劳动。1941年至1942年间，全县相继建立了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如“增产委员会”）、各类群众团体（如工、农、青、妇、教抗日救国会）和生产组织（合作社、互助组、代耕队、换工小组等）。至1942年8月，全县加入各类组织的群众有四五万人之多。各乡各村各户，纷纷制订生产计划、安家计划和节约措施。县政府多次拨出贷款扶持生产，并从多方面加强对生产的领导。1942年10月颁发《棉田增产办法》，1944年5月又颁布《保护耕牛、养猪积肥办法》。各地还开展了各种生产竞赛，使大生产运动搞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由于将广大军民发动并组织起来，大家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全县军民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迅速、明显地改善，条堆庄是个典型的贫农庄子。1943年底，他们认真总结了本庄前一阶段的大生产情况：三麦、玉米、高粱、大豆、山芋等作物的单产和总产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各项副业收入也都超过了原订计划。在三坝、八巨等区，往年葫萝卜是群众的代食品，更是度荒的命根子，但现在吃它的人逐渐少了，山芋干原是重要的口粮，可在大生产之后一二年，不少人家却拿它当饲料，往年一到春天，很多村便有半数以上的人外出逃荒，如今不光没人出去，不少贫苦农民还买了田，置了地。
　　在大生产运动中，整个根据地的副业生产也搞得很好，特别是纺纱织布、晒盐运盐的成绩相当显著。随着棉田的大面积开垦，棉花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民主政府很快便意识到，因地制宜发展纺织事业，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措施，它既可以直接解决广大军民的衣着问题，又可以推动全县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便于1941年8月号召全县军民努力纺纱织布。次年春天，阜东县委又进一步提出“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口号，同时拨出数十万元贷款作为发展纺织事业的资本，并建立了各级纱布交换所，专门负责解决纺织产品的销路和纺织原料的调节问题。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各地群众纷纷赶制纺纱车和织布机，学习纺织技术。仅数月时间，全县就办起纺纱车、织布机几千架，纺织小组遍布全县，迅速掀起了纺织热潮，据统计，仅1940年至1942年这3年间，全县织出的土布至少也有10万匹（每匹长四丈，宽一尺二寸）以上，价值法币两千万元左右。以植棉业为主的六区，1943年10月组织棉农合作社，社员有509人，资金5.2万多元，收棉花千担以上，织土布7千余尺，社员共分红利4万余元。1943年的盐产量占全县生产总值的第二位。    　　  （未完待续）　　　（中共滨海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