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的海盐文化
封长林
海盐,是上苍恩赐给滨海人的一份厚礼,是滨海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人将永远把这份厚礼镌刻在自己的记忆里。
滨海的产盐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东边沿海后曾惊叹地描述过这里的神奇:“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海盐。”这位西方探险家惊叹的地方,就是那时我们滨海地域潘吉岗一带。那时的滨海大部分地域虽然还在黄海中孕育成长,但已在为后来的盐文化繁荣做着有力的铺垫。
西汉时期,滨海地域已有了较大的海盐产业规模。据史料记载,刘邦杀死了淮南王英布后,立刘濞为吴王。建吴国(位于淮河入海口流域)后,刘濞以煮盐广积财富,使海盐生产成了当时的支柱产业,海盐生产得以大力发展。唐宪宗宰相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其中记载:“盐城县,本汉盐渎县,属临海郡(应为临淮郡)。州长百六十里,在海中。州上有盐亭百二十三所,每岁煮盐四十五万石。”古代盐城至滨海潘吉岗地带,都属“东冈”(古有三条沙冈),东临黄海。据此可推知,当时滨海县境最西部的潘吉岗地域也已有真正的盐业生产。不过由于规模不够,可能还没有设立盐务管理机构,但可以肯定滨海县境内有了煮盐活动。据《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七》记载:“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遮护民田,屏蔽盐灶,其功甚大……望令淮东常平茶盐司:今后捍海堰如有塌损,随时修葺,务要坚固,可以经久。”由此记载可知,古代建筑海提,保护盐业生产是其主要目的之一。不过,那时候的滨海县境沿海没有筑过海堤,但筑有许多避潮墩,其作用是让烧盐的灶民和从事渔猎的百姓在大海潮来临之时,登墩避潮。明朝万历年《淮安府志》卷三《山川》引南宋宁宗赵扩嘉定年间(1208~1222年)的《山阳志》记载:“自海口折淮而西则有天字沟、北沙浦、涂州沟、白水沟……”这里的天字沟在今滨海县天场镇天沟村,北沙浦在阜宁县羊寨镇北沙村(跟天场镇潘吉岗比邻)。而天字沟与后世的天赐场有关,“赐”“字”音近,天赐场后来又是滨海西部地区的盐业生产重地。据此史料的时间(1208~1222年)推算,既然天字沟已被记入史书,它的存在应早于这个时间。所以,滨海海洋盐业应早于1208年,而且古时天字沟成陆时间很早,且邻靠黄海,有人类活动,早就具备了盐业生产的条件。明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记载,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通州天赐场始设。据《阜宁县志》光绪版记载,天赐场的设立,可能还要略早一些,这里的天赐场原为天字沟,史书早有记载,自然后来成为上规模的天赐场盐场,离开“天字沟”的历史沉淀是难以做到的。
在宋以后,整个淮河入海口流域(南自盐城,北至滨海潘吉岗)最大的商品是盐。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药议》说:“楚州盐城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名太阳玄精。”所谓“太阳玄精”,就是产于当时淮河入海口流域的大块纯净的盐结晶体。北宋时,海上北洋、南洋商路畅通,包括盐商业在内的商贸非常兴隆,盐业生产很是发达。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淮扬都御史陈廉到天赐场巡视,发现场灶近海,遍地苇草,很适于发展烧盐业,立即给朝廷奏章说:“天赐沟(古时天赐沟,即现在的天沟村)地广水咸,有古灶迹三处,宜设场煎盐。”官办盐场的设立,说明这里的盐生产已渐渐走向成熟。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滨海县境内的天赐沟盐场又升格为正场,名曰“天赐正场”,盐业生产有了空前的发展。到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又定级为中场,这是天赐场的鼎盛时期。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前,天赐场因离海岸渐远,盐务废弛而被巡盐史许风翔奏请朝廷,将其并入庙湾场。但从有关史料中得知,荒废后的天赐场,“司盐课”机构尚存,场区仍在,直到民国初年才真正绝迹。
天赐场初建时(1214年前后),有草荡82顷81亩3分,设有卤池百余口,有烧盐的灶户100多户,灶丁200多人,年产海盐7.6万公斤。到明朝,天赐场设立了盐务机构,名曰“天赐场大使”,不久,又定格为天赐场盐课使。至此,这里的盐生产规模达到顶峰,是初期的几倍。南到新兴场,北到云台山,要数天赐场为最大盐场。随着黄河改道,滨海县域的陆地不断向东延伸,促使原有的盐业生产基地向东发展。海岸线演变到哪里,盐业生产区域也相应推进到哪里。到了清代,滨海县境的盐业生产已是遍地开花。现在的五汛镇、正红镇、通榆镇、滨海港镇、八巨镇、八滩镇等地域,在清朝末年,盐生产都有较大规模。盐产业是当时人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盐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新生。民国初年,盐额逐年递减,庙湾场荒废,灶地成为历史名词。一望无际的海滩上,盐霜泛白,盐蒿满目。大面积的盐碱地,遇到适合条件,地面上便会泛起一层盐硝,白茫茫一片。人们通过一定的制作工艺,制成硝盐,但质量差,其成色只相当于三等海盐,可作为制鞭炮、土炸药的原料。民间产盐主要分布在今八滩镇、正红镇的刘锅和通榆镇的舀港等地。这里的盐质量好,销往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盐商云集这里,因此灶民收益颇丰。新四军开辟盐阜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府后,为了发展经济,于是在黄海滩涂兴办盐场。新滩盐场是江苏省八大盐场之一,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名为“裕隆制盐公司”,于1940年2月开工建设,5月正式产盐。场区原是盐蒿野草纷杂的不毛之地,临近后海边,人们称其为“后滩”。开始兴办的盐场规模不大,由三百弓(今临淮境内)地主王效国、顾异之雇用从济南场逃荒过来的灶民顾开金、乔玉生率先铺建民办盐区,只有两份盐池,名为“八卦滩”。八卦滩系仿我国古代八卦阵图而建,形同蜘蛛网,外为洼地,圩内为八份池滩,“胖头河”横贯其中,为输盐水道。靠近“胖头河”两边的盐滩分别称为大虎眼滩、二虎眼滩、中花滩、廪尾滩,滩滩相连。卦中住有灶民,并设盐廪。
1942年以后,抗日民主政府在场区兴办盐业,主要有五地委的恒源、盐阜盐务局的裕华、华中财委的裕中、阜东县优抗会的新生、新四军三师的大升等公司。1943年以后,民间集资兴办盐场如火如荼,但因财力有限,无力铺建规模较大的“八卦滩”,所以建的盐田多为简陋的怀中抱子式和沙帽式。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新滩盐场的产盐能力得到空前提升,人们也对原有的老旧八卦滩进行了全面改造。1958年,首次扩建了31份吸扬自然式盐田,又称“对口滩”盐田,改造后的产盐能力比原来提高了十几倍。1970年以后,新滩盐场场区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全面使用塑料薄膜结晶新技术。旧式盐田彻底退出煮海舞台,海盐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打破了传统的制盐方式,实现了海盐常年不间断生产。1990年以后,新滩盐场场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场区全面实施科技兴盐的战略方针,全面应用塑布垫层防渗、卤塘塑布苫盖、振动机械压实和新型节能机泵更新等四项工程技术。盐的产量、质量都有了很大飞跃,日产盐近百吨,盐质量达到优一级。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海盐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作为滨海海盐生产主力军的新滩盐场人,极力寻求自己盐业生产的新出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按照“滩前结晶盐场,滩中养卤虫,滩后水产养殖”模式建立新型盐田,形成多元性盐业经济发展模式,为盐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滨海的盐业生产中,留下了很多盐文化遗存。这些宝贵的遗存,是滨海县海洋文化中盐业文化历史演变的见证,我们得永远记住它们,使其成为滨海文明历史的重要元素。公元1208年之前,县境就有了“天字沟”这样的产盐之地。经过若干年的历史演变,当年的产盐之地“天字沟”成了今日天场镇的天沟村。还有许多标志性的地名,如东墩子、刘锅、舀港、天盘、盐路、老滩、李墩、盘洋等地名,都跟当年的煮海、烧盐、制硝盐等盐业生产及盐民生活有着一定的联系,储存着许多滨海盐业文化的故事。广阔的沿海滩涂上,一座座盐场星罗棋布,“烟火三百石,灶煎满天星”。“煮海”煮出了“银八滩”,原先的不毛之地逐渐变成了富庶的小城镇,成了古代盐业发展的见证者。铁盘轮是烧盐的一种工具,盐工们将其烧灼,24小时为一优火,共煮盐六盘,可产盐1200公斤。点火一次续煮15天左右,数家灶户集中轮流操作,团煎共煮,这需要灶民团结协作,方能顺利完成。灶户在开煎之前,需先到灶长处报名起火时刻,领取火伏旗牌,将其悬挂于灶房门口。停火后,由灶头核算时间,收回火伏旗牌,每次领取火伏旗牌,灶户可煎盐四五担。大青垛原是新滩盐场一个产盐地,位于宋公堤北,地势高凸,是天然港汊,海水与淡水交汇处,盛产鱼虾。大青垛像一位忠实的哨兵,不管历史如何演变,总是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硕大的“盐仓”,成了宝贵的新滩盐场遗存地。
传说,在古代老盐场上,龙王三小姐因眷恋人间,与岸上一年轻灶民私订终身。龙王得知后大怒,三小姐被强行带回宫中。临别,三小姐为造福海滩盐民,用自己两根大须在海滩上拖出了两条河流,供盐滩上的灶民纳潮排涝。人们为感激龙王三小姐,便将这两条河流称为“虾须港”。头罾码头(又称中山河码头),是盐坨地。这个古老的盐码头,有着许多滨海盐文化的记忆。1971年,这个盐码头盐存量达5万多吨,成为滨海、响水两县的公用站点,各种物资源源不断从此运进运出,一派繁忙景象。
1941年,新四军开创盐阜抗日根据地,并在海边拓建晒盐池滩,为与敌占区盐滩相区分而取名“新滩”,亦有新生之意,史称淮盐革命老区。这里孕育了江苏盐场第一个党支部,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人们称新滩为“淮北盐场的小延安”,现在它的遗存地为新滩公园。在新滩盐场,还有“三十间”、盐、扬水闸、劳改河、“六丁头”、盐场跳板、为盐场挡海潮的海堤等。这些宝贵的遗存,在历史上都曾为滨海的盐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它们不但见证了故道盐文化的辉煌历史,而且也记载着滨海故道人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