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珊
　　父亲姜富邦，今年68岁了。
　　做过心脏大手术的他，身体比较虚弱，一直居住在老家滨海。在南京工作的我有房有车，颐养条件很好，多少次恳求他与妈妈一起来宁居住，好让我侍候。可是，他执拗不肯。日前，我再一次向他“通牒”。他只平静地说：“闺女，你工作太忙了。我在你那边只会让你工作分心。我由你妈妈陪伴，你不必牵挂！”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只为不让我工作分心而与我拗着吗？
　　父亲的拗在家族里、在同事中、在朋友圈是出了名的，也很让人佩服。
　　听奶奶讲，父亲 1976年中学毕业时，远在新疆工作的三姑奶写信透露，新疆农垦在招知识青年支疆兴垦。年仅16岁的他得知后，立即打起被包就出发。奶奶一把拉住他，哭了：“你知道新疆在哪里呀？你知道农垦是做什么的吗？你才半桩高的人，知道晚上睡觉哪头高、哪头低啊？”说什么奶奶也不让走。父亲竟然绝食相争，三天没有粒米下肚。奶奶害怕，妥协了，终于同意他赴疆。奶奶送他到小镇车站。他抚摸奶奶的脸颊：“妈，您放心，新疆需要有文化的青年。新疆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的希望。我会好好干的，还会照顾好自己！”就这样，父亲拗上新疆。
　　当时,人们耳畔中的新疆是荒漠无人烟的代名词。于是，惊愕、钦佩，在乡亲中弥漫传递。
　　前年，我和妈妈利用闲暇时间陪父亲重回新疆，了却他故地重游的心愿。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在热情接待时，纷纷历数他当年的往事。
　　那年到新疆后，父亲被分配到吐鲁番鄯善县火焰山脚下的红旗农场养殖连。那里夏天是四五十度的高温酷暑，冬天是飞砂走石的凛冽寒风。一日三餐都是高粱面，与老家温润气候、鱼米之乡的差距实在太大。乏味难挨，父亲就步行一百多里，到县城三姑家吃一顿“调适饭”，然后又步行一百多里回到农场。天黑之后，一个人走在戈壁滩上，父亲常常被“鬼风”（戈壁滩常有的一种飘忽不定、裹住人的旋风）吓得头发直立。 
　　父亲说：“我‘既来之则安之’，偏要在这里闯出人样来。”有同事说父亲：“小姜是连里最先起床，最后上床的人。”半年后，父亲被任命为班长。不久，场里派他随县“采购团”，到两千公里外的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荣昌区）采购苗（种）猪。荣昌方面将苗猪集中送上“闷罐火车”后，由“采购团”随车押运回鄯善。苗猪散放在车厢里，气流不畅。一路上，父亲和大家一起饲喂苗猪、打扫粪便，整天是“一身猪粪一身臭”。经过十五天的长途跋涉，苗猪被押回到了鄯善。
　　父亲所在的红旗农场分得200头苗（种）猪。农场的一位排长带两名城里下放的知青和一辆卡车前来装运苗猪。逮猪时，大家追着苗猪满车厢地跑，频频跌倒，不少人还弄得满身猪粪。他们累了，干脆不干了！我父亲啐了一口唾沫，拗劲上来了：“不信邪了，这小猪仔子就逮不住吗？你们歇着，让我来！”于是，他学着四川人的模样，先是慢慢吆喝，然后乘其不备，猛抄一只后腿提起来，再迅速拎进卡车车厢，麻利而稳当。200头苗猪装车任务几乎全被他一人包干了。县领队的在与场长通电话时，表扬父亲一路上吃苦在前，不怕累不怕脏。不久，场部提拔他为二排排长。从此，父亲在红旗农场的“拗”立了脚跟！
　　当年，父亲在县委办的同事、后在吐鲁番市副市长岗位退休的胡阿姨说，1979年鄯善县公开招录机关工作人员，父亲凭一篇《理想与现实》的美文过关，先后任商业局文书、县广播站记者、县委办公室秘书。父亲只有中学文化，缺乏应用文写作经验，秘书工作有些陌生。他虚心向同事们学习，走出去做调查，主动承揽文案锻练自己，不长时间就能应付文件起草和事务协调处理。1983年，经办公室老主任介绍，父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拗”进了党的怀抱！
父亲常提起放弃舒适，返乡开发黄海滩涂的往事。
　　1987年，沿海滩涂开发如火如荼，滨海县委、县政府公告鼓励国家干部、科技人员奔赴黄海滩涂干事创业。三十刚出头的父亲脑海泛起涟漪。于是，他万里返乡调研考察。而新疆那边的单位领导、同事和家里的亲友认为，父亲放弃舒适、有前途的工作，而选择前景难料、艰难辛苦的创业，是不是傻了？父亲则认为，滩涂开发刚刚兴起，虽然开始艰难困苦，但这于国家、于自己都是前途光明的事业；共产党员就应不负韶华，到艰苦的地方建功立业。后来，父亲决定响应家乡召唤，坚定地与县里签订赴黄海滩涂工作的协议，任县滩涂渔场场长。就这样，父亲在他的职业生涯又一次朝着艰辛拗过去，在旷野的黄海边奋斗二十多年。
　　妈妈曾告诉我，当年滩涂开发的重要内容是开挖鱼塘，兴办水产养殖场。父亲在他的责任区与员工打成一片，挖鱼池，挑水渠，建涵闸，布电网；然后，购设备，育种苗，搞管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总是雨天一身泥水，晴天一身泥巴。海风吹得他乌寒黑瘦。他的不怕吃苦、勤奋工作的精神，感动了同在滩涂工作的妈妈。他们相爱结婚。父亲的执拗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家庭。
　　在滩涂长大的我知道，滩涂上的辛劳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每到夏秋季台风来袭，别的单位和居民忙着撤离海边保安全，而滩涂养殖场却全员集结，穿上雨衣扛起铁锨奔向外海堤，堵涌，打桩，抛沙袋，与海水蚀浪搏斗，保卫身后大片鱼、虾池塘。我依稀记得，1992年9月的一次强台风中，父亲与场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手拉手在堤外拦截决堤的海水，让岸上的人打桩、填沙包，与海水争夺渔池，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战洪图”。
　　可是，海水退了，父亲也倒了。心脏不规则的跳动伴着阵痛把他彻底地击倒在床上。领导、同事、家人强行将他带上车直奔上海二军大长海医院。专家们紧急检查会诊，立即进行心脏二尖辧修复手术。专家说，如果晚来两天二尖辧就报废了！父亲的拗差点丢了性命，真让人后怕不已！
　　2010年，按照有关政策，父亲被调到县民政部门工作，直到2018年退休。妈妈经常电话告诉我，他们又上海边了。父亲几乎是每个月都要携母亲故地重游，看看自己曾经痴情搏斗过的地方日新月异，心中欣慰，兴奋。妈妈说，这是他与我拗着，不肯来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亲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毫不后悔只身赴疆，因为我自豪，我参与了祖国边疆的建设，那里有我洒下的血汗；我毫不后悔回乡参与滩涂开发，纵然艰苦卓绝，但我是一名党员，慷慨赴艰辛，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更何况这里是我深深爱着的故土…… ”   
　　于是，我从中找到了父亲为什么执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