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与舅舅闲谈写《回忆录》之事，他忽然提起：“你该写那封加急电报的事。”我怔了片刻，虽依稀记得一些零碎片段，却拼不完整。归家特向父母问起，他们一番追述，才令我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那是七十年代暑假的某个中午，骄阳似火，火轮高吐，空气都因高温而微微扭曲。母亲将新买的“飞鸽”牌自行车大杠上安好小木椅，把刚满五岁的弟弟抱上去坐稳。十二点钟光景，娘儿俩便启程了，目标是一百五十里外响水县周集公社的外婆家。
　　天光正好，一路骑行，一路笑语。弟弟因要去外婆家，开心得咿咿呀呀，虽喊“妈妈”的声音弱似羊羔，笑声却如清铃般脆亮。母亲不时摸摸他的小脑袋，叮嘱：“抓紧车龙头啊！”生怕他一不留神摔落下去。
　　自老家双龙至响水周集，须经八九个公社，再骑行十几里方到朱圩外婆家。那时节，砂石路还好，但晴天扬尘，雨天溅泥。下午四点多钟，他们骑至滨海县城东坎。娘儿俩每人买了一支冰棍吃了，准备歇歇脚再出发。突然，天色骤变，狂风大作，没过几分钟，大雨便倾盆而下，瞬间将母子浇得透湿。慌乱中，母亲唯一能想到的避所，就是时任县招待所会计的表叔朱志祥大爷与任县人民医院护士总长的表婶高善珍家。
　　大表叔和大表婶见到母亲和弟弟像落汤鸡一样，非常热情迎入屋内，安顿他们住下。第二天清晨，雨过天晴。母亲出门一看，外面雾蒙蒙的就想到，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心里想着，母亲便收拾行李准备抓紧赶路。此时，与我同龄的表弟朱滨生突然跑来，一头扎进母亲怀中，童声嚷道：“大妈，大妈，亚平掉下河淹死了！”——母亲顿觉“嗡”的一声，头皮发麻！她深知我自幼顽皮，常在家前屋后的渠塘边嬉水。巨大的恐惧吓住了她，她立即对表婶说：“响水我不去了！得赶紧回家，别真出事了！”表婶连忙宽慰：“小伢子的话哪能当真？你要不放心，就去响水少住两日，早早回来就行了。”母亲强压住心中的不安，带弟弟继续骑往外婆家。一路心事重重，如坠巨石。
　　在外婆家的七八天里，阴云始终笼罩在母亲的心头，她只字未提，却食不知味。一天下午两点多，突然有一个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到了外婆家门口，高声喊道：“电报，电报，加急电报”。母亲签收接过电报纸，只见上面只有四个字：“张玉速回”。
　　在那个年代，电报上门，往往意味家中出了大事。与平信不同，发电报堪称“奢侈”：普通电报每字三分，加急六分，发报人字字斟酌，力求以最少字说最急的事。母亲捏着这张无头无尾的电报，脑中轰然炸开——最先涌上的，便是表弟那句“亚平掉下河淹死了”！
　　她立刻带上弟弟，骑车赶往二三里开外的大队部，找到任会计的舅舅。姐弟俩对着四字反复揣摩，却毫无头绪。母亲又随口问了懵懂的弟弟：“二子，你知道哥哥在家干啥？”弟弟随口答了一句：“哥哥掉下河了。”——此话无异火上浇油！
　　舅舅当机立断：立即送母亲和弟弟回双龙！母亲帮他买的、他最爱的一件短袖T恤正泡在水中，情急之下，捞起湿漉漉的衣服穿上，跨上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母亲骑“飞鸽”载弟弟，三人匆匆启程。临行前，外婆塞给弟弟一个粽子。
　　两辆车一前一后，在坑洼土路与砂石道上疾驰。颠簸之中，坐小木椅的弟弟屁股磨得生疼，哭闹不止。行至通榆公社三层大队拐弯处，他手中的粽子“啪嗒”掉在了地上，又嚎啕起来。母亲和舅舅都看见了掉在地上的粽子，可此时此刻，谁还有心思去捡？谁还顾得上哄孩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快到家！
　　阳光毒辣，晒得大地热气腾腾，炎热气息扑面而来。舅舅在前面骑，努力稳住速度。母亲跟在后面，心里火烧火燎，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不听使唤，只能神情恍惚、机械地瞪着车，勉强跟在舅舅后面。
　　整整六个小时，他们未进一滴水，一路狂奔。晚上九点，终于赶到五汛街。见邮电局已闭门，母亲直冲宿舍，猛拍邮电局袁宗余主任家门——爱女袁爱群与父母同校教书，两家相熟。
　　袁主任开门一见母亲满面焦灼、尘泥满身，不等她开口就说：“张先生，别急别急！我知道你为啥急！是你家那一百多斤的猪病了！电报是马金来发的，我叫他别这么发，他偏不听！”——原来如此！母亲与舅舅高悬一路的心，这才“咚”地落回肚里。
　　安抚好哭累的弟弟，他们再次蹬车，在五汛通往双龙的泥泞路上又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直至十点多才到家。
　　事后母亲才知道，家中的猪生病，正巧驾驶员马金来要去五汛办事，父亲托他发电报催母早归。为省电报钱，马金来只发了四字，竟引发这场令母亲和舅舅疯骑一百五十里、心惊胆裂的“乌龙”事件。
　　每每提此事，母亲仍满腹委屈，苦水难尽；父亲则一脸懵然，哭笑不得。
　　如今，电报早如秋叶凋零，退出生活。但那一纸“加急”所引发的惊惶与牵挂，却永远烙印于家的记忆里。那是贫瘠岁月中亲情的重量，是四个字就能牵动心跳的年代。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