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前往滨海港参观海军盐城舰，途经八滩镇境内的327省道时，路旁一幕吸引了我：几十个蜂箱整齐排列，一对来自山东临沂的夫妻正在路边养蜂。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车，走近观望。只见一只只小蜜蜂飞舞忙碌，嗡嗡声不绝于耳。我随手买了一瓶树花蜂蜜，养蜂的老板轻轻叹了一句：“现在的树花蜜少了。”就是这句平淡的话，瞬间掀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些关于放蜂人的旧时光，缓缓流淌出来。
　　我的老家双龙村，每到春深时节，门前屋后，沟边河岸，处处挺立着繁茂的洋槐树。四五月间，洋槐花开如雪；田野里，油菜花金黄；沟畔上，蚕豆花紫云般点缀其间。这片五彩的花海，是小蜜蜂最丰盛的筵席，也是放蜂人一年中最盼望的丰收时节。
　　八九岁光景，小小的村庄总会迎来两三户外地放蜂人。他们在槐花将开未开时便已安营扎寨。每到花期，我们走在路上都得格外小心，稍不留意就会撞上来往忙碌的蜜蜂。
　　村里的老人总要反复叮嘱孩子们：“离那些蜂箱远些，千万别伸手。”可总有不听话的顽童，好奇地去蜂箱旁看看，结果被蜇得满脸红肿，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几天见不得人。我虽不曾被蜇，但每次路过蜂箱时，心里总是既好奇又害怕，那种复杂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放蜂人总是在清明前后，用卡车载着密密麻麻的蜂箱而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多是浙江人，说起话来，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在高垛子或路边搭起简易的丁头舍，盖上泛绿的防水布，就算安了家。那些蜂箱散落在四周，有的单层，有的叠放，看似杂乱无章，实则自有章法。放蜂人说，摆放全无定规，蜜蜂自会认路归巢。
　　规模小的养蜂户有三四十箱，大户则有上百箱。丁头舍前整齐地摆着大大小小的塑料桶和玻璃瓶，专为买蜜的人准备。最让人惊叹的是蜂箱四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蜜蜂“嗡嗡”地飞进飞出，像一支不知疲倦的运输队，在花海与蜂巢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放蜂人靠近蜂箱作业时，总要戴上那种特制的防护帽，白纱从帽檐垂下，护住头脸，显得既神秘又专业。记得有天傍晚，父亲带我去买蜜，我躲在父亲身后，吓得不敢近前。父亲说：“天黑了，蜜蜂都归巢了，不蜇人的。”养蜂的金师傅是个和善的中年人，他麻利地装了两瓶蜜，还特意抹去了零头，笑着说：“这是新采的槐花蜜，甜着呢。”
　　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金师傅夫妇四月初就来此安营扎寨。他们终年追花逐蜜，从南到北，四海为家。哪里有花往哪里，油菜花、槐花盛开时来苏北，等到花谢了，又要赶往别处追寻新的花期。这样的生活，看似浪漫，实则艰辛。忙起来时，一天只能草草吃上一顿饭，夜里就睡在简陋的丁头舍里，听着蜂鸣入眠。
　　父亲曾问：“这么多蜜蜂，怎么都认得自己的巢穴？”金师傅放下手中的蜂巢，认真地解释：蜜蜂对巢门位置有着永恒的记忆。一旦蜂箱固定，就再不能移动，否则上万只蜜蜂将无家可归，只能在最原始处抱团等死。说着，他指着一个蜂箱风趣地比喻：“我这八十多箱，每箱一万多只蜜蜂，却只有一个蜂王。蜂王个头最大，既要产卵，还要管理整个蜂群。蜜蜂分工明确，就像个单位，有门卫、有清洁工、有侦察兵。”
　　最忙要数每周的“摇蜜”。至于怎么摇，怎么取蜂王浆，那是他们的独门技艺，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看得眼花缭乱。
　　我曾天真地问：“蜂蜜什么时候才采完呢？”金师傅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只要花期还在，蜜蜂就会拼命采蜜，直到累死为止。”
　　放蜂人最盼晴天。金师傅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花开正盛，收获最多。如果遇上连续阴雨天，蜜蜂躲在箱内不肯出门，放蜂人非但无蜜可收，还要用糖水喂养它们。这糖水的温度要恰到好处，太烫会伤蜂，太凉又不肯吃，这是他们放蜂人代代相传的独门手艺。
　　那时老家普遍不宽裕，虽知蜂蜜养人，很多人家却囊中羞涩。卖不掉的蜜，放蜂人就低价卖到供销社去。
　　待到八九月，放蜂人便开始整理行装，悄然离去。他们离开时总是静悄悄的，就像来时一样。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路边的丁头舍不见了，蜂箱也消失了，只留下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蜜香和一些找不到巢穴而回不去的蜜蜂在空中飞舞，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至于下一站在哪里，谁也不清楚。
　　五十年光阴流转。如今偶尔见到零星的蜂箱，那些深藏在岁月里的记忆便会悄然苏醒。超市里的蜂蜜琳琅满目，包装精美，却再也品不出当年的滋味。
　　如今的老家，洋槐树少了，放蜂人更是难得一见。但记忆中的那片槐花海，那些嗡嗡作响的蜂群，那个戴着纱帽的养蜂人，却永远定格在时光深处，成为我心中最温柔的乡愁。那一口蜜，从此甜了半个世纪的回忆。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