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岁月，始于老家南边那座临河的双龙小学。校址离我家不过二三里路，因父母皆在此执教，幼时的我与姐姐、弟弟，便成了校园里终日嬉闹的“小跟班”，身影追着晨光与暮色，洒在每一寸熟悉的角落。
　　记忆里的校舍，是两三排茅草覆顶、土墙围合的平房。最北那排教室前，立着一座不起眼的土台，台下藏着处无防护的“防空洞”，成了我们童年探险的秘境，总引得一群孩子钻进去，在昏暗里编织着英雄梦。土台前是片泥土操场，五叔退伍归来后，常领着学生在此练刺杀操。木枪挥舞间，一声声清脆又稚嫩的“杀！杀！杀！”荡过校园上空，我总趴在操场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只觉得他们威风得紧，心里满是羡慕。
　　有个夏天的片段，至今在我脑海里清晰如昨。挑着担子收破烂、顺带卖麻花的杨三瘪嘴——他是五汛小街人，大名早被时光磨得没了痕迹——某天突然嚷着瞧见了蛇蜕皮，兴冲冲拉上我，还有吴连富主任家的四女儿吴庆华，一同去看新鲜。谁知刚凑到跟前，就被吴主任撞了个正着，我们挨了顿严厉的训斥，还被勒令立刻回家换衣裳。母亲牵着我，走过那座踩上去吱呀作响的小木桥，又步行七八百米才到家。多年后我才懂，大人那般紧张，原是为了破解乡间“见蛇蜕皮，不死也要褪层皮”的老话，怕我们沾了不吉利。
　　在这所学校里，我最盼的便是雨天。每逢雨天，父母会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食堂，和老师们一起吃饺子。那是食堂厨工袁二爹亲手包的韭菜肉饺，热气在屋里氤氲开来，香气直往鼻里钻，一口咬下，肉汁满溢，那滋味，成了我整个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据吴雨晴与王志余编撰的《双龙村志》记载，1946年1月，在村公所牵头下，由在邓家私塾授课的高为钊先生主持，创办了民办的邓舍小学，高先生兼任校长。教室是借用朱学洪家的三间泥草房，课本用的是我党领导下苏皖边区政府出版的小学教材，彼时学生约有30人。1960年秋，经滨海县教育局批准，双龙小学成了涵盖1-6年级的完全小学。1974年，学校从原六队迁到了七队。
　　新校舍还没完全建好时，我们这些学生都成了“小搬运工”，得走两里多路到民便河边搬砖运瓦。大孩子力气足，能抱三四块砖；我们年纪小，只能双手颤巍巍捧着一两块，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生怕摔了手里的砖瓦。校园四周绕着围河，栽树的活儿也由学生动手。我记得栽的多是柳树，大些的学生两人一组，挥着锄头挖塘栽树苗；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只负责把柳树枝插进土里。多年后再回村，看到校园四周一排排柳树已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心里便涌起一阵自豪——当年，我们也曾为这校园添过一抹绿。
　　从1977年起，学校还办过二年制高中，直到1980年，停办高中，改设为完中。我们那届是七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我在这儿读完初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因父亲调任，转去了坍东小学。1993年，初中部停办，学校又变回了完小。1996年，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先后担任校长，此后，学校渐渐没了往日的热闹，一步步走向沉寂。
　　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是那口铜铃。它是由学生们捐献的铜板、子弹壳熔铸而成，挂在老师办公室的屋檐下。“当当”的铃声清亮悦耳，两响是上课，三响是下课，老师们准时敲击，那铃声像一双无形的手，精准地指挥着整个校园的节奏，伴着我们上课、下课，度过一天天的校园时光。
　　双龙小学最鼎盛的时候，有五六百名学生、二三十位教师，校园里满是琅琅书声与欢笑声。食堂由朱德军师傅打理，每逢雨天路滑，许多老师便留在学校吃饭。1992年，我家搬进学校居住，后来我每次从外地回来，当时的马校长总会嘱咐朱师傅备上几个菜，温一壶酒，喊我一起吃饭。记得有几回吃鸭子，汤面上还浮着细细的鸭绒，但我们依旧吃得尽兴，连最后一滴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那份热闹与亲切，至今难忘。
　　2019年，学校还勉强维持着六个年级加一个幼儿班，虽不如从前热闹，却也还有孩童的嬉闹声。可到了2020年，生源终究是枯竭了，这所有着75年历史的村小，彻底静了下来。那年下半年，“五汛镇双龙小学”的牌子被摘下，换上了“双龙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门匾。其中一幢校舍改成了“双龙村史馆”，馆里记录着双龙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足迹、文化的脉络，还有民俗风情的画卷。校舍还在原地，只是再也听不到琅琅书声，见不到奔跑的孩童。唯有大门北侧那方“双龙小学旧址”的石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个欲言又止的故人，默默诉说着曾经的岁月。
　　如今每次回家，我总要在那碑前驻足许久。那个承载了我整个童年、见证了几代人悲欢的地方，就这般静悄悄地隐入了历史的深巷，只留下一段飘远的铃声，一个回不去的昨天，还有一条名叫时光的河，在岁月里无声流淌。母校，就这样消失在了时代的长河中。　　（臧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