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事，本难考，是是非非云雾绕，公有公道道，婆有婆调调，怎一个对错能了。
　　上高中时，我们离学校20多里，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一般星期六吃过晚饭步行回，第二天下午返。我们一个村4个同学，邻村有3个同学。这个星期天下午，正是暮春季节，阴晴不定，北风余寒。我们每人扛了十几斤粮食，生怕遭雨，连奔带跑地赶路。走着走着，便看到前面有人也在赶路，正是邻村的同学。我们不想和他们走一块，便保持距离跟着。几里路长的河坎上，芦苇丛中，两小撮人，一前一后，紧一阵慢一阵地蛇行着。
　　到了渡口，眼见他们上了船，要走，我们边跑边喊：等一等，等一等。但他们像没听见，没看见，3人一齐拉着钢缆，离开了岸边。我们急了，有人发怒道：“你们耳朵聋了，眼睛瞎了吗？”“你们……”双方便吵起来，他们拽缆更用力了，径直上岸，翻过河堆便不见人影。我们跳脚也没用。等了好长时间，对面终于来了一个人，小船却漂离了岸。那人转了几圈，走了。
　　天阴沉下来，船离岸更远了。我们只好赶往下一个渡口。我们遭了雨，湿了粮食，饿了肚子，绕了七八里路，没有赶上晚自修。一到学校便报告了老师。我们分属3个班，3个班主任全惊动了，还惊动了校长。但第二天却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他们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挨批评，做检查，痛哭流涕。后来得知，他们说他们考虑到船小风大，想先送两个人过河，然后回头带我们的，因为我们骂人才没回头；船是被风刮走的。最终，这成了是非不明的悬案。
　　他们没做检查，不久我却做了一次检查，也是10多年读书生涯中唯一一次做检查。那是星期六，我们5个同学留下看学校。晚饭后，有人提议打牌。当时流行扛红旗，便各自结对子打起来，输家总是抱怨对方打错了牌，这样打几牌便没了兴趣。又有人提议三打一。四人打牌一人观战。最后赢的人并没有将钱拿走，而是还给了输的人。但星期一早上，老师便把我们叫去，说我们赌钱，那4个人好没骨气，爽快地承认了错误，低着头。而我坚持说没赌钱，只是娱乐。老师生气了，要我做检查，并在班级宣读。胳膊扭不过大腿，就当做一篇作文吧！但事后还是迁怒于告密者，费了很大劲想弄清怎么跟老师报告的，却到底也没能挖出来。都是男人，本应敢做敢当，奈何就没人承认，又成了一桩不明不白的悬案。
　　尤其是大学时期思想品德评定，那不明不白，刺得我每想起便欲站起来走两圈。上大学一身荣光，到期末却弄个灰头土脸。谁发明了思想品德评定，不可考。当我得知我的思品是“良”时，很是窝火。我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无坑蒙拐骗之念，没腐化堕落之实，敬师长而从之，仰仙女而远之，怎么就思品不优？晚上，我敲开辅导员老师的门，力图委婉地汇报自己的想法，老师却说，“良”不错了，“优”是有一定比例的。我不服，并以按比例定右派的教训佐证自己的观点，老师急了，说，没人说你思品不优，没人说你思品不良，但你这个态度很能说明你不够优。这使我立即掉进了一个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怪圈：态度好就是“良”，态度不好更是“良”，甚至不“良”。我愈发不服。最后，他懒得与我饶舌，干脆叫我先去。出大学以后，我一直想查查当年打入我个人档案的到底是“良”还是“中”，但组织部管得紧，未能查到，成为永久的心结。
　　想来，最大的不明不白，还是1981年10月18日19:30开始发生的事。那晚，正是星期日休息时间，教室的黑白电视、宿舍的大小收音机不断传来宋世雄激情四射的解说声，传来忘我的“中国队射门！球进了！”的高喊声，到处都响起疯狂的欢呼。21：20左右，没人记得具体时间，当全场比赛结束，宣布中国队胜利时，整个校园沸腾起来。老三届比我们大好几岁，拖儿带女的男人女人，也抑制不住地冲出教室、宿舍，冲向校园广场。有敲盆的，有摔暖瓶的，有点书当火把的，有人竟将被子扔下了楼，尽情地欢呼。不知是谁提意到街上去庆祝，很快得到大家的响应。同学们，也许还混进了年轻的老师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呼喊着口号，向新街口徒步进发。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推开窗户观看，侧耳打听“发生什么事了？”。路上，竟遇到其他大学的学生，又汇成洪流。
　　那不过是一场中国对科威特的足球比赛，不过是世界杯的预赛，人们如此激动到底为哪般？无人组织，没有诉求，怎么会形成如此庞大的游行？如果在今天，信息如此畅通的情况下，会怎样？后来得知，全国很多大学都不约而同地动起来。真是十分神奇。
　　我不是体育爱好者，当时还在另一个教室追剧，不知是《霍元甲》还是《神雕侠侣》，但自此关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足球比赛，试图从中找到那种没由来的冲动，上街奔一回，但没有，直至国足成为“烂脚”，也没有。我个性好较真，甚至有点顶真，凡事想不明白便放不下。我一直牵挂着那个将被子扔下楼的同学，不知他如何度过那个如水的秋夜。
　　今日终于领悟：人生太短，一晃就没了；人身太小，蝼蚁一般，凡事要的只是个态度，态度决定成败，态度决定是非。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同此理，人同此心，一诚解百结，一善安千秋。　　　（王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