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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渎:每一片风景都值得珍藏
 
作者:张永祎 来源:滨海日报 浏览次数:7875 发布时间:[2023-11-16]
  都说许多风景在节假日里被人山人海给挡住了,人声鼎沸的喧闹,也打破了江南水乡往日的宁静,但为了让早就熟悉的木渎不再忘却,我们还是踏上了说走就走的旅程。通过高铁转地铁,来到了这个苏州城西南、太湖之滨的木渎古镇。
  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晚期,吴王夫差筑姑苏台、馆娃宫,越国大量的木材便泛江过海而来,“三年聚材,五年乃成”,以致“积木塞渎”。因为木材的源源不断,密密匝匝,很快就把灵岩山下的河流港渎给堵塞住了,这就是所谓的“木渎”。
  木渎之名,始见于北宋《元丰九域志》,明清时为吴县六大名镇之一,享有“吴中第一镇”的美誉。沈钦韩《木渎桂隐园记》云:“木渎自唐以来,人物浩穰,农贾凑集,虽名曰镇,其实县也。”清代的康乾两帝多次到木渎,甚至为了给乾隆留下江南记忆的备份,徐扬专门绘制了一幅当年姑苏繁华风貌的写实图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画面自灵岩山起,一路向东,湖光山色、茂林修竹、水乡田园、小桥流水、社会风情跃然纸上。木渎古镇恬然于山水之间,几乎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当年热闹的景象就让人惊叹不已,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更是琳琅满目,繁花似锦。
  名山环抱看不够
  木渎古镇,四周名山拱列如屏,叫得上名字的大小山体就有20多座。“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东南部主要有万禄山、花园山、姑苏山、尧峰山、凤凰山,中部有灵岩山,北部主要有天平山、金山,西部主要有穹窿山、焦山、五峰山、马冈山、蒸山、雅宜山,西北部主要有天池山、花山等。群山连亘,纡曲幽深,山势绵延,风物清嘉,青松苍翠,万木葱茏,素有“秀绝冠江南”之誉。
  穹窿山,位于木渎古镇的西部,此山翘然,特出众峰,自古就有“吴郡名山第一山”之称。穹窿山东侧乌龟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告诉人们,距今7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木渎的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穹窿山顶上的藏兵洞,相传是伍子胥训练吴军水师处。穹窿山茅蓬坞,据说“兵圣”孙武曾在此“辟隐深居”,《孙子兵法》就是在此地诞生。秦台山巅上“秦台”两个摩崖石刻大字,向人们讲述2200多年前“千古一帝”秦始皇巡游到木渎,登山眺望湖山胜景的情景。清《穹窿山志》记载山上的国师龛留下“乃汉留侯从赤松子采赤石脂于此”,说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也曾到过穹窿山。史学家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千里迢迢来到木渎,登姑苏台之废墟,眺望五湖之烟波,发思古之幽情,叹风景之美妙。
  据史料记载,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变”中,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一直是个难解的谜。有人说漂洋出海,有人说被大火烧死,也有人说逃亡到了穹窿山。明人张有誉《积翠庵记略》中云:“吴诸山惟穹窿最为深厚,唐之韶国师,明之姚少师道场在焉。相去数武有皇驾庵一片地,尤称隐僻。庵以皇驾名者,传建文帝逊国,曾税驾于此也。”就是说建文帝趁后宫大火混乱之际逃离京城,祝发为僧,归隐穹窿,因为税驾在此,所以又把建文帝当年藏匿的积翠庵,称为“皇驾庵”。
  “黑衣宰相”姚广孝早年就在穹窿山茅蓬坞当和尚,清乾隆《吴县志》载“姚广孝初出家居此”,明洪武六年(1373年)被征召入京,主持庆寿禅寺,日后成为辅助朱棣夺取王位的第一功臣。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回到穹窿山茅蓬坞穹窿禅寺重操旧业,因为这儿离驾庵不远,当他发现了建文帝及其近臣在此落荒,出于内疚之心,挺身而出,想方设法加以保护。章太炎曾为茅蓬坞里穹窿禅寺壮哉楼撰联云:“燕飞来,兢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去;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中惟许法王居。”其中“燕”,指燕王朱棣;“龙角”,指拈花寺后面的坟;“法王”,指姚广孝。也就是说当年建文帝逃到穹窿山,藏在穹窿山,死在穹窿山,葬在穹窿山,对此姚广孝是绝对的知情者和全力的保护者。张一廖对《逊国诸臣录》的记载也深信不疑,著文称:“税驾穹窿时,九人俱在,孤忠苦节,上比夷齐。”
  上海学者徐作生对此也矢志不渝,多次到穹窿山踏勘调查,还绘制《明惠帝出亡穹窿山示意图》,先后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等论文。基本结论:建文帝在燕兵攻破南京之前,装扮成僧人,由地道逃出京城,在僧录司溥洽的帮助下,乘船从太湖来到溥洽早年出家的地方——洞庭西山的普济寺。之后,移居穹窿山驾庵。也就是说,建文帝之所以得以逃脱,与僧录司溥洽这个自己信任的重臣鼎力相助有关。后来永乐皇帝逮捕了溥洽,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的可靠性。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文帝病殁,葬在拈花寺后面的山包上,就是当地人称的“皇坟”。我们去看时,发现这个山包周边草木茂盛,只有皇坟上面枯萎一片,也许是因为下面被掏空了,没有水分支撑所致。据说徐作生还曾发现御池、御池桥、神道等遗址遗物。2006年,苏州周姓居民公开自家祖上珍藏的两根长7寸半的古代指甲,据说是建文帝的遗物。究竟穹窿山是不是建文帝的税驾之处,至今未有定论,但作为一家之说,也确实为这座名山增添了一道神秘的色彩。
  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西北,因山上多灵芝石而得名。“灵岩奇绝胜天台”,这个“吴中第一峰”上的许多古迹,都与吴王夫差和西施的故事有关。据《吴越春秋》载:“阖闾城西,有山号砚石,上有馆娃宫。”“娃”是吴人对美女的称呼,“馆”是供宿供膳的意思。馆娃宫就是吴王夫差为专宠西施而建的豪华宫殿,说白了,就是他金屋藏娇的地方。遥想当年,馆娃宫龙阁凤楼,铜钩玉栏,花遮柳护,金装玉饰,富丽堂皇,纸醉金迷,歌舞不绝,笑声不断。吴王不理朝政,每日沉湎于西施的温柔之乡,甚至为了取悦美人,还别出心裁地建起了“响屐廊”。先将廊下岩石凿空,铺以大缸,覆以厚板,西施和宫女们穿着木屐在廊中行走,发出铮铮响声,如敲木琴,博美人们哈哈大笑。
  吴王大兴土木之际,却是越国练兵备战之时。“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终还是打败了吴国。当年风光无限的姑苏台和馆娃宫,也被勾践付之一炬,一把大火烧个精光。现存灵岩山的遗迹所剩无几,主要有“玩花池”,传说是夫差专为西施赏荷而凿;“吴王井”,传说西施常在此对井梳洗,以水为镜;“智积井”,水质甘甜清冽,不竭不溢;还有“玩月池”,传说因西施懒于仰首望月,吴王便命人开塘,让月亮倒映水中。除此还有“西施洞”“琴台”“披月台”“望月台”“佛日岩”“献花岩”等,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些“无”中生有的传说,既是对历史遗迹的探疑,也是对历史沧桑的感叹。
  七子山位于木渎古镇东南,主要是因为山上有七个土墩而得名。据说这七个土墩是当地人家埋葬七个儿子的地方,我们在句容、溧阳一带的山坡上,也看到过这种类似的土墩墓。也有人说,这是军事设施,因为土墩内部都是用岩石砌成的坚固石室,像是卫戍部队的藏军之处。还有人说这是人类最初活动的场所,这里面散落着许多瓶、罐、簋、豆、壶、盂、坛等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陶生活器皿,还有木炭、红烧土块、禽兽骨、烟炱以及类似灶具等人类活动的遗迹。更有人说,这是举行祭祀的地方,因为在石室内发现许多古人祭祀的器物。如此众说纷纭,确实难衷一是,但不可否认,这七个土墩的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
  名河交汇叙不停
  木渎古镇的水资源异常丰富,河浜180多条,水网密布,河流纵横,有采香泾、向阳河、南街河、下沙塘河、白塔河、长浜河、官桥塘、寿桃湖等,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长年累月地滋润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胥江和香溪。
  胥江又名胥江河、胥口塘。胥江据说是由伍子胥率众开凿的,也因此得名,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它是太湖东西向主要出水河道。西起胥口(今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街道)的太湖,经木渎古镇,至苏州虎丘区横塘,与京杭大运河相接。香溪是从灵岩山上下来的一条溪流。据说西施当年见此就会想到自己家乡的苎萝溪,夫差闻后,赶快命人剜剔岩窦,疏导泉源,把小溪引入宫中;西施与宫女们经常到溪边沐浴洗妆,随着脂粉水流入溪中,满河生香,经久不退,因而称为香溪。据《续吴都文粹》卷十一云:“香水溪在吴故宫中,俗云西施浴处。一云吴王宫人洗妆于此,故又呼为脂粉塘。”
  胥江从古镇西南流入,香溪从古镇西北流入,这两条河流都穿镇而过,是古镇的重要水源,它们在斜桥下碰头,汇成一流,构成了全镇水道的“人”字形结构,但当我们爬到山上俯瞰,发现这“人”字边上,还有两条非常明显的支流,就像是一道长横,插在“人”字的中间,“人”字的头顶上还有一条短横也若隐若现,不注意观察看不到,但它确实存在。这样看来,全镇的水道又是一个“天”字形的结构。不管是“人”字,还是“天”字,这都是不同角度的观感,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恰好隐喻了古镇天人合一的前世今生。我们看到,全镇的街、巷、房、桥、埠等都因河道蜿蜒,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江南那种生于自然而又隐于自然的典型景观。“天”代表着自然,“人”则代表着需求,“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需求融会贯通、水乳交融,“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水是生命之源、劳作之需和交通之便,人们也必须适应水的自然法则,顺势而为,乘势而进,人水一体,息息相通,归根复命,相依为命。“淘尽了世间事,混着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河水理得出欢笑悲忧,是怒,是哀,河水分得清是非得失。因此,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回归大道的哲学概念,更应该是一种活色生香的生动故事。
  据说,“斜桥分水”是木渎十景之一,即胥江和香溪两条河流在斜桥下交汇时,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奇特现象,香溪水较为清澈,胥江水略显浑黄,两者怎么也融合不到一起。至于胥江水为什么会如此浑黄,当地人告诉我们,当年夫差在打败了越国之后,伍子胥一直坚持要把勾践杀掉,这样可免后患,但因为勾践给夫差送来了绝世美女,他对此每每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次夫差与西施正在玩乐,伍子胥又来劝谏,西施对夫差说:“伍相国一直主张灭越,大王为了国家的利益,干脆把我这个越国人杀掉吧。”说完声泪俱下,哽咽不止。夫差因此恼羞成怒,当即赐死伍子胥,老相国悲愤交加,引剑自刎。传说伍子胥死后,他的尸体被装在鸱夷革中,投入胥江,原来清澈的江水就因此变得浑黄了,与吴宫流出的香溪水相比,显得一清一浊,相交却不相融。据说这浑黄的江水是伍相国不散的冤气染成的,他死了也不愿与西施的香溪同流。为了验证此种说法,我们来到实地进行考察,但看到的景象却大相径庭,并没有发现那种水火不容的此疆彼界,哪怕是在近处仔细观察,还是看不出明显的分界线。时间也许能够模糊彼此的界限,但绝不可能模糊是非的界限。这也就难怪当地人要在横跨胥江的邾巷桥刻上这样一副桥联:“吴越千年分清浊,香胥两水汇一流”,不仅希望这种分水奇观长在,更是希望子孙后代牢记历史。
  名园次第赏不尽
  木渎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历来都是致仕官僚、富商文人建宅筑园、退隐休养的理想之所。明清时期,木渎先后建有凝翠楼、秀野园、萧萧斋、茧村、尧峰山庄、石坞山房、水木明瑟园、耐久园、乐饥园、二弃草堂、灵岩山馆、遂初园、怡园、虹饮山房、潜园、端园、息园、古松园等30余处园林山庄,素有“园林之镇”的美誉。“苏州园林甲天下,三分秀色在木渎”。既然到了木渎,就不能放过难得的机会。我们前去游览了严家花园、 虹饮山房、榜眼府第和古松园4处古典园林。
  严家花园在木渎镇山塘街王家桥畔,门对香溪,背倚灵岩,依山建屋,依水造榭,精巧雅致,幽深婉约,“虽处山林,而斯园结构之精,不让城市”“清幽之趣,为园林翘楚”。“严家花园”最早名字叫竹啸轩,它的主人是沈德潜。这位大学士自小就是“神童”,精擅诗文,享誉江南,然而科举屡试不第,屡战屡败,57岁那年从苏州葑门迁居木渎山塘街,全心苦读,执意科举,不知的是木渎的天地有灵,还是木渎的山水含运,他在搬来后的第九年就乡试中举,后又考中了进士。在入仕朝廷之后,他把自己苦心经营的竹啸轩交给儿孙们打理,但他们很不争气,每况愈下,传到章寿五手里,已经百孔千疮,因家道中落,无力修治,只得任其坍塌破败。乡绅钱照见此情景,从章寿五手中买下了竹啸轩,又花巨资进行抢修。因钱照字端溪,改名为端园。后来钱氏家人因生活窘迫,又转卖给了木渎首富严国馨。严国馨得此园后,专门聘请香山名匠姚承祖率良工进行重葺,在保留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地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情,让时间通过不同景色的变化在不同的空间中直接流动起来,可看可赏,可游可行,可惊可喜,徜徉其中,一次可以走完三百六十五里路。时值开园之日,严国馨请示老太太,“您给新园起个名吧。”老太太说:“这座园子以前住过很多名人贤达,我很羡慕他们,那就叫羡园吧。”儿子肯定唯命是从,但当地老百姓对此并不买账,这名字太雅了,有点拗口,还不如直接叫严家花园来得顺溜!于是,这座园子便有了一雅一俗两个名字,两块匾额都挂在了园门的上方,“严家花园”为翁同龢所题,“羡园”出自赵朴初的手笔。
  虹饮山房位于木渎山塘街,这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园林。主人是清初木渎文人徐士元,他平时酷嗜酒,常和朋友一起推杯换盏,而且酒量大得惊人,号称“虹饮”,“虹所饮者,桥下之香溪也”,又因宅园毗邻虹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而取名。徐士元一生追求功名不成,却没有因此放浪形骸躺倒躺平,依然喜欢居家读书,常年埋头在古书堆里,酿就了书香味,浓厚了书卷气,其审美理想也愈发变得和谐合理。
  虹饮山房由秀野园和小隐园两座明代园林联袂而成。中路为门厅、花厅和古戏台,建筑体量宏大宽敞。“溪山风月之美,池亭花木之胜”非其他园林所能比。这里既有江南文人园林的秀气,又兼北方皇家园林之大气,于大开大合之间,尽显宦家之气度、幽人之韵致,别出于苏州园林一贯之精致传统,为南北园林不同文化风格巧妙融合于一体的杰出典范。步入其中,处处是景,移步换形,楼台亭阁,飞檐翘角,池水清清,绿草茵茵,远景近借,古刹辉煌,宝塔巍峨,山黛林秀,田园村舍,让人大饱眼福。真的没想到,这位科场失意的读书人,在园林的塑造中竟如此得意、如鱼得水,凭着淳朴的天性和豁达的情怀,梦想发于胸臆,才情见于妙思,竟毫无顾忌、大刀阔斧地挥洒在这片充满诗情画意的私家花园里……
  对于这些前尘往事,乾隆并不了解,他与这个落第秀才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历史往往就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把看似“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和事,能够莫名其妙地链接在一起。当年乾隆下江南,有次想游太湖,不料途中风雨大作,无法前行,他忽然想到,附近的木渎不是还住着告老还乡的大学士沈德潜吗?何不前去看望看望这位自己曾经的老师呢?这种想法肯定是没错的,问题是这种临时改变的决定,不仅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也报废了原有的安排,一帮官员顿时手忙脚乱,又必须从头再来,首要问题就是乾隆住哪儿?如果不是“五星级”的宾馆,又岂能容得下皇帝的煌煌龙身?在木渎这个小镇,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有虹饮山房从规格和气派上能够担此大任。不仅可以游园、看戏,还可以品茗、吟诗,其乐无穷,其趣不绝,大家众口一词,认定就是它了。对于这样的安排乾隆帝并未反对,好像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肯定,但他能够驻跸在虹饮山房,其答案也就不言自明。问题是乾隆后来自己居然上瘾了,再来木渎时还要在这里落脚,“民间行宫”的说法,也因此大行其道。据说园中有一株玉兰树是乾隆亲手种植。我们在山房门前看到了御码头和御碑亭,就是当年乾隆弃舟登岸的地方,也许当时心情一激动,又多留下了千古一笔。
  榜眼府第又叫冯桂芬故居,位于木渎镇下塘街。冯桂芬为晚清启蒙思想家、政论家。自幼聪明颖异,二十岁时补县学生员,后被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识拔。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系列政论中,坚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如此救国良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先导,也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滥觞。
  这座园林之所以叫“榜眼府第”,是因为冯桂芬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取了进士一甲第二名,也就是民间说的“榜眼”。“榜眼府第”是典型的清代园林建筑风格,前宅后园,由三进门厅、显志堂、芙蓉楼、西厢房、花园组成。“江南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该园内宅书斋非常文艺,案牍笔墨俱全,所有长窗、短窗、隔扇的堂板和夹堂板上都镌以诗文图画,画龙点睛,点铁成金,让榜眼府第书香气质彰显无遗。遥想当年冯桂芬退隐归乡后在此著书述志,听着窗外船橹咿呀,闻着堂内墨韵书香,颇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意境。花园以池为中心,亭、轩、廊、榭、桥和黄石假山散落其间,高低错落,绿树掩映,既秉承了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精致绵密的特点,又有其空旷高远、山林野趣的个性,虽为咫尺之地,却有极妙的安排,移步异景,充满着一种秀气、大气和神气。
  古松园位于古镇山塘街鹭飞桥东,系清末木渎富商蔡少渔旧宅。园中有一株植于明代的罗汉松,苍翠虬劲,姿态优美,故取此名。蔡少渔祖籍洞庭西山,在上海经商,发迹后回乡置地造屋。他与严国馨、郑龄九、徐风楼合称木渎“四大富豪”。该园主要有门厅、大厅、楼厅、东厢房、花园及北园。整个园林建筑布局紧凑,小巧精致,楼阁亭榭、台馆轩舫,嘉花名卉、四方珍异,连缀相望,荟萃于园,前后呼应,彼此映照,一气呵成,一鸣惊人,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名人辈出赞不完
  木渎钟灵毓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教育昌盛,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文德武功,忠烈英士,代不乏人,瑰奇之士辈出,诚如清王汝玉所言:“木渎为吴治一大镇……其人物事迹,当有不胜书者”(《香溪杂咏并序》)。自宋至清,共出举人30余人、进士25人,其中状元2人、榜眼1人。历史上木渎的著名人物有西汉大臣朱买臣,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元代金银器雕刻铸造工艺家朱碧山,以及近现代的刺绣皇后沈寿等。他们或生于乡里,或寓居镇中,或驻足停留,或归根于此,其人生精彩不仅为历史增色,更为木渎出彩。
  朱买臣,字翁子,木渎人,家住穹窿山麓。喜爱读书,不治产业,靠砍柴卖薪维持生计。他读书入神时,肩上担木柴,边走边高声诵读。他的行为不被人理解,并遭人侧目嘲笑。数年后,朱买臣随地方官吏当差到长安(今陕西西安)。经同乡严助的举荐,当面给汉武帝讲解《春秋》《楚辞》,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得赏识,被拜中大夫。当年,东越王余善蓄意谋反。朱买臣上疏云:“可以发兵,从海洋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即可攻破并消灭东越王。”汉武帝便任命他为会稽太守,领军出征,从海上直取东越国,大获全胜。此后被征召入京,擢拔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改任丞相长史(丞相府秘书长)。对此我们深怀敬意,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朱公祠。只见旁边横躺着一块巨大的石头,侧面写着“朱买臣读书台”几个红字,我们眼前就立刻浮现出朱买臣当年在此读书的情景,那一串串琅琅书声依然回荡在山谷之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曾任苏州知州,后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我们来到天平山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先忧后乐”牌坊,我们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都耳熟能详,但对此的理解应该有不同的层面:第一是字句,起初只是觉得金句对仗,朗朗上口。第二是义理,更在意其中蕴含的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第三是神韵,通过对范仲淹人生经历的了解,更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
  范仲淹一生清贫俭朴,廉洁奉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常把节省下来的俸禄用于助人,还积极创办范氏义庄,针对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困之人,帮助他们免受饥寒之苦。他在苏州任职其间,积极创办府学,奖掖教学,培育人才,进一步弘扬了苏州的好学之风。诸如此类的惠民德政措施,让苏州的老百姓受益良多,颇受人民爱戴。他们深怀感激,铭记难忘,在范仲淹去世后不久,就在天平山麓建起了范文正公忠烈庙,亦称“范文正公祠”(“文正”“忠烈”分别为范仲淹逝世后朝廷赐予的谥号和庙号),让这位广施德政的正直清官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不能忘却的纪念。
  但让我们感到有点疑惑的是,范文正公忠烈庙为什么会建在天平山麓?当地人告诉我们,因为范仲淹的祖坟在此。但问题是他的祖坟又怎么会在此呢?这还得要从范仲淹四世祖范隋说起,唐咸通二年(861年),他任幽州良乡县主簿,咸通十一年(870年)迁丽水县丞,“遭乱奔二浙,家于苏之吴县,自尔遂为吴人”,就是说因为战乱,范家迁居吴县,成为吴人。当年的天平山是北宋朝廷奖掖给范仲淹的赐地。既然是自家的地,他就赶紧把自家的曾祖、祖父、父亲的墓迁葬于此。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范坟山”。朝廷分别追封曾祖范梦龄为徐国公、赠太保,封祖父范赞时为唐国公、赠太傅,封其父为周国公、赠太师,俗称“三太师坟”。墓前现在尚存“范氏迁吴始祖唐朝柱国丽水府君神道”牌坊。虽然范仲淹的墓地并不在此,但人们在此纪念范仲淹也在情理之中。
  韩世忠是南宋著名将领,陕西人,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与岳飞、张俊、刘光世,并称南宋“中兴四将”。建炎四年(1130年)亲率八千水师与金兀术的十万金兵在黄天荡激战,夫人梁红玉亲自上阵,击鼓助威,那天他们喊声震天、势如破竹,最后大败金兵,还差点捉住金兀术,韩世忠因此一时威名天下扬。只是后来因为与秦桧议和的意见相左,被解除兵权,死后被追封蕲王。当年韩世忠是在临安(今杭州)病逝的,按理应该就地入土,为何非要劳师远葬木渎灵岩山麓?我们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是他曾常年居住苏州,非常喜欢苏州,对苏州特别有感情。据《沧浪亭新志》记载,沧浪亭曾是他的居住之地:“韩蕲王府,俗称韩家园,即章氏园也。”二是远离临安(杭州)这个是非之地,求得彻底清静。三是木渎的灵岩山麓风景秀丽,也应该是大英雄的最好去处。
  朱碧山,元代金银器雕刻铸造工艺家,擅长银器雕刻铸造,被人称为“吴中绝技”。《吴县志》载:“朱碧山,木渎银工,制蟹杯,甚奇。” 他所制酒器最为精妙,如虾杯、蟹杯、灵芝杯等,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其中尤以槎杯最佳。槎(用竹木编成的筏)杯是用白银铸成独木舟的形状,中空可以贮酒,槎上乘坐一人,玲珑剔透,栩栩如生,被称为“朱碧山银槎”,也代表着元代工艺装饰雕塑和小型玩赏性雕塑的最高成就。朱碧山现存的银槎有4件: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苏州市吴中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造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1973年穹窿山寿山湾清兵部尚书韩葑墓出土;一件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清行宫;一件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原藏于北京圆明园,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被英国人毕多夫盗窃而去。
  沈寿是清末有名的“刺绣皇后”,初名雪芝。当年虹饮山房徐家窘迫卖房时,东园为陈家购得,陈家外孙女沈寿从小便在此长大,所以我们在东园里看到挂着“沈寿故居”的匾额,也就不足为怪。当年的木渎,几乎家家养蚕,户户刺绣,沈寿深受感染,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天资聪颖,勤学善思,进步很快,十六七岁,便成了名闻遐迩的刺绣能手。光绪三十年(1904年),沈寿精心绣制了《八仙上寿图》《无量寿佛图》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祝寿,慈禧看后爱不释手,大加赞赏,除授予四等商部宝星勋章外,还赐“寿”字给沈雪芝,她也从此改名“沈寿”。1911年,沈寿绣成的《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轰动该国朝野。这一幅作品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展出后,获得“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卓越奖”的殊荣。1915年,沈寿绣的《耶稣像》,在美国旧金山参展“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斩获一等大奖。还有《倍克像》《万年青》《花鸟册页》《生肖像》《观音像》《文蛤图》《柳燕图》等精品力作,也无不为人们所倾倒,人们惊叹这位艺术大师,能够把细腻精湛的苏绣工艺,挖掘并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1914年,沈寿受张謇之邀,担任了南通女红传习所所长兼教习,“授绣八年,勤诲无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天我们在木渎古镇盘桓很久,在历史文化与现实变化中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不仅可以听到荡气回肠的岁月往事,还能看到砥砺前行的现实密码。我们到处寻寻觅觅,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源自于木渎人身上的那种永不放弃和永不停步的创造精神。潜藏在血脉之间,绽放在古镇之中,从古到今,一脉相承,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让人神往,让人心醉,让人感慨,这里的每一片风景都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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