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远，1937年12月生，江苏滨海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主委，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各类论文、文章、专著等200多篇。《中华世纪坛序》的作者,曾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院所改革与发展综合先进奖。1995年获民建全国优秀会员称号。1996年获全国统战系统先进个人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可见这一命题的重大意义。因此，复兴的内容、中华民族的含义以及如何实现复兴等，就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笔者借此发表一些浅见，以飨读者。
　　（一）从振兴到复兴
　　“振兴中华！”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都以此为动员群众的口号。但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我们将“振兴中华”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大会上，胡总书记在讲话中，23次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又把这个口号，当作“最伟大的梦想”。
　　振兴同复兴，仅一字之差，含义却浑然不同。振兴指：“大力发展，使兴盛起来”。复兴则指：“衰弱后再兴盛起来”，就是指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兴盛过、引领过，后来衰弱了；如今要再度兴盛起来，要恢复当年在世界上的引领态势，重新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我们全力追求的伟大梦想。
　　当下有些人，弄不清复兴的真正含义，把复兴误当成复古、复旧、甚至复辟。复古指：“恢复古代的制度、风尚、观念等”，复辟指：“被消灭的制度复活”。有人让儿童穿汉服、行旧礼、背古经，甚至剃古式的发型，这就是“复古、复旧”。还有个别人鼓吹秦始皇的专制、独裁，那更是“复辟”了。
　　（二）复兴的坐标
　　既然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那么衰落前兴盛时代的世界引领态势，就是我们复兴的坐标。有人以为，经济实力GDP总量就是坐标，其实这是错误的。不仅鸦片战争后，甚至120年前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我国因人口众多，GDP总量皆为世界第一，有时还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那时却是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所以这个坐标不能片面的只看物质文明中的经济总量，而要看人均GDP、综合国力，以及精神文明中的政治文化软实力、国际地位及对世界的引领力。
　　我国近代历史，明、清在世界上是闭关锁国，愚昧落后。元朝虽武力强大、国土辽阔，但没有文化影响力，一介武夫，侵略成性，被世界骂为“黄祸”，不到一百年也就消亡了。
　　汉唐虽然综合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但在欧亚大陆西侧，当时有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存在，相比之下，也难以更胜一筹。
　　唯有宋代，北宋至南宋，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这320年间，人均GDP、综合国力及政治文化影响力，皆堪称世界第一，具有强大的国际引领态势及地位。
　　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这段话，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诠释。
　　欧洲在公元500年到1300年间，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年代。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被愚昧的经院哲学所统治，经济、政治、文化等皆处于停滞、僵死状态。这就更加突显了宋代的世界领先态势。
　　有人认为，宋代武力孱弱。其实北宋时期，中原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并不靠武力征服，却用经济、文化来统一。使他们逐渐吸收中原文化，采用中原的治理模式并给予经济赎买，使这些少数民族迅速进步起来。须知，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内部不采用武力征服，而靠经济、文化来达到统一进步。这不正是宋代的可贵之处吗！当然，对于蒙族的工作并未能如愿以偿。结果，南宋被蒙族骑兵所灭。
　　（三）宋代经济为全球之冠
　　为了比较古代各国的经济水平，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以1990年1美元的购买力为基数，将上千年来欧洲与中国的人均GDP，皆折算成1990年的美元，以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古罗马为550美元。而宋代初期，人均GDP，中国为450美元，欧洲422美元。到宋代末期，中国为600美元，欧洲576美元，皆高于欧洲。后来，欧洲又反超中国了，康熙年间，中国仍为600美元，但欧洲升为924美元。康熙后，中国人均GDP不断下降，到1952年中国为539美元，而欧洲却升至5000美元。
　　宋代320年间人口翻了一倍，人均GDP还增长了1/3，这说明其经济总量增加了2.6倍。唐代时期，中国3/4的人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北方，以旱地为主，小麦、谷子是主要作物。宋代已有3/4人口生活在长江以南，以水稻为主要作物。后来还从南越引进双季稻种，使亩产量倍增。宋代的城市、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外贸业等皆相当发达。当时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占了一半。宋代的商业税收已超过农业税收。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及《东京梦华录》中清楚看到，宋代百万人口大城市，是何等的繁华昌盛！
　　当时的市场，已开始出现纸币，使用算盘，甚至还出现汇票，各种行业，多达410余行。这应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市场经济雏形，起着引领作用。
　　宋代还首次开辟了“海上陶器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誉满全球。其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当时的大海船达300吨，而几百年后的哥伦布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大国、贸易大国。
　　（四）宋代文化为世界顶峰
　　宋代在教育、科技、文艺、哲学等方面的文化软实力，也为当时世界的顶峰，具有无可置疑的引领能力。
　　我国科举制始于隋代，但仍受门第影响，为豪门、巨阀、贵族所垄断。只有到了宋代，科举制才得以完备，对考生不问家世、不需推荐、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这样就大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国官学生达16.7万人，其中太学生有3千人，校舍9.5万间。各类民办书院约203所，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体制。这也造就了宋代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使人才辈出。
　　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发明创造，共24项。唐代两项、元代1项、明代1项、清代为0，而宋代独占6项。其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可见对世界的引领力是何等巨大。
　　所以宋代的科技发展，也引领世界。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含盖了天文地质、气象物理、数学化学、冶金工艺、生物医学、动植物学，等等。世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赞此书为“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
　　宋代发明的火药，并不只放烟花，而用于大量生产铁火箭、火炮、母子炮等，使世界由冷兵器时代转为热兵器时代。
　　宋代的冶金技术，也引领世界。到十一世纪末，中国的铁产量已达12万吨，居全球之冠。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曾囊括了我国273位杰出思想家，其中70多位是出生于黄河流域，多为宋之前。而宋之后，又出现97位长江流域的思想家。宋代提倡自由争鸣，形成不同学派，各逞其说，自由辩驳。
　　宋代的著名学者如范仲淹、寇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张载、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秦观、黄庭坚、宗泽、沈括、毕昇、朱熹、陆九渊、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个个著作等身，光照千秋。
　　北宋哲学家张载，为我国最早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张载（1020～1077年）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为许多人所背记。
　　他的哲学名著《正蒙》共十七篇，首篇称《太和》，他指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这就是说，若无两个对立面，就无一个统一体；若无一个统一体，两个对立面的斗争也就停息了。
　　他又指出：“有像斯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说，凡事物皆有对立的两方面，对立双方必定相反的矛盾着；双方的相反必定引起斗争，斗争结果必然以和来解决。
　　可见张载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同西方如马克思哲学，有相同之处。差别仅在于解决矛盾的办法，一个是“和而解”，一个是“斗到底”。但这却正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再创新的互补之处，两者好比一个铜币的正反面，其主次可以因情转化。
　　南宋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则为朱熹，他集当时儒学之大成，将孔孟的学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他过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于是在温州一带，又出现了以陈亮与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坚持“以物为本”，主张“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这种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反对重农抑商，故特别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在改革开放中，温州人能大胆闯荡世界，建功立业，同永嘉学派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在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官修史也是《宋史》，共达496卷，《旧唐书》才200卷，《明史》为332卷。而且《宋史》中的列传达255卷，计约两千多人，而《旧唐书》中，仅为150卷，约一千余人。反映经济状况的食货志，《宋史》含14卷，《旧唐书》仅2卷，相差7倍。
　　宋代由于学术自由，使儒、释、道三种学说，从互相竞争转化为互相融合，造就古代中国哲学思维的又一个高峰。
　　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这八位文学巨匠中，除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外，其余六位皆为宋人，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清代编的《全唐诗》共4万8千9百首，如今增至5万6千多首，但宋代的诗词更多达24万7千多首，为唐诗的4.4倍，可见其文学之繁荣。
　　（五）宋代的政治体制辉煌世界
　　宋代时，欧洲各国正处于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军事政权与宗教政权统治着各个大小公国。而宋代却由传统的军事政权过渡为文人统治。所以外国许多汉学家，皆称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宋太祖立国时，确立抑武扬文，禁绝武人操政，“宰相须用读书人”。提出君臣共治，重用文臣，优待文臣士大夫的文人治国理念。并作出“庙规”，“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保护广大知识分子。对于不同政见者，顶多是贬官至穷困地区执政，不能整人致死，更不可“诛灭九族”。
　　宋代平均每年有两百余人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考进士时，不尚空谈，以策取士，并用数码代替姓名，以防舞弊，平均年龄仅35岁。进士中有一半以上三代皆为“布衣”出身。当时还规定高官大员之间不得联姻或同宗任职，禁止外戚、嫔妃和皇族成员干政。宋代无女祸、无宦官弄权、无兵变、无“文字狱”，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制度。宋代士大夫那种勤政爱民、反腐倡廉、清明公正的从政精神，甚至到当今，仍不失为典范。
　　在法治上，强调执法要公正廉明，包拯就成了代表人物。因他执法铁面无私，被人赞为“黑脸包公”。皇帝触犯法律，不能责杖，就改为“打龙袍”，以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宋代文官政府，还不墨守成规，经常进行改革。一次是范仲淹为相时的“庆历变法”，另一次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由于宋代尊崇知识分子，就形成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成为文化精英。他们坚持“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重义轻利”的精神世界、“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他们也忠于国家，忠于宋代的人文政治。当剽悍的蒙古骑兵将南宋政权灭亡，追杀南宋小皇帝时，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逃到珠海的悬崖上，投海自尽。与此同时，据传有数万个文人士大夫，也宁死不屈，一起投海自尽殉国。这一壮举史前无例，震撼人类。可见宋代文化软实力是何等强大。
　　这样的治国理念与方略，这样的文化软实力，确实引领世界。所以西方历史学家称宋代的成就，完全可以同数百年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同样，宋代作为我国古代优良的政治文化传统，对我们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六）中华民族的含义
　　中华民族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这并不只是人种种族的概念，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为黄皮肤的蒙古利亚人种，但也有例外。我国西部的塔吉克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在血统上却是纯正的欧罗巴人血统，可是仍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另外，几千万的海外华侨与华人，遍及全球，拥有各种国籍，但仍属中华民族一员。
　　所以，中华民族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合多元为一体，统称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文化理念，以普通话与方块字作为通用的语言。大家对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都有认同感，从而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都为共同追求的复兴梦想，而努力奋斗！
　　（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径
　　综前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坐标，就是恢复我国宋代在世界上的引领态势。
　　而团结、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这就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途径。
　　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东方文化的代表，而东西方两大文化的碰撞、融合再创新，又正是21世纪人类前进的动力与目标，也是克服当下人类面临各种灾难、困扰的唯一法宝。当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途径。
　　具体而言，这就体现在中央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中。这24字构成12个关键词，分属三个层面，国家层面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同样，从东西方文化来看，这十二个关键词，有四个是属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法治、敬业。其中民主、自由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法治是古罗马文化产物，敬业是西方产业社会造就的精神。而和谐、公正、爱国、友善，这四个关键词，一直是东方文化的要义。天人合一是人同环境之和谐；仁为人同人之和谐；身心协调为肉体同心灵的和谐，故和谐是东方文化的价值取向，东方文化重视国家社稷，故讲究爱国主义。东方文化认为人性本善，以礼治天下，尊崇温良恭俭让，待人要宽容、厚道与慈善，故讲究友善。
　　另外四个：富强、文明、平等、诚信，则为东西方文化所共有的。
　　只要我们认真实践这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就一定能走向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从而恢复我国宋代在人类文明中曾经拥有的引领态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