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正在安徽广兴集等地开展民运工作的陈涛，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和其他100多名青年干部一起从皖东东进。进入盐阜区后，陈涛先后任阜宁县十三区区委书记和东北行署二区工委书记，她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县委的肯定和人民群众的认可。然而，她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借粮”“借枪”等斗争，却遭到恶霸地主王慕昭暗中算计。1941年10月4日夜，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党的好女儿、阜宁县东北行署二区工委书记陈涛，在抗击王慕昭勾结的国民党军与土匪武装袭击、保护青年队员的突围中，身中4弹，不幸牺牲，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碧血丹心。

童年时的陈涛
　　求学增才智，探寻真理
　　陈涛，女，原名余素芳，1920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城关镇的一个贫苦人家。一家九口，仅靠外祖母摆的一个小茶摊和一部摇面机，勉强打发饥寒交迫的日月。
　　陈涛姐弟五人，她排行第二，因为从小聪明伶俐，很受外祖母和父母喜爱。因为家境贫寒，家里让她一人上学读书。陈涛就读的是霍邱女子小学。她学习勤奋，刻苦攻读，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4岁那年，即1935年秋，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六女子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是在民国时期提倡“实业救国”的大背景下创办的，实行的半工半读，陈涛兼学的是丝织课。陈涛的中学时代，正是中国民族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于不顾。陈涛目睹了国家惨遭危亡的不幸，在学校一些进步的老师与同学的引领下，思想更加倾向革命，她积极参加各种声援大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引导同学开展伸张正义的斗争，多方宣传抗战革命道理。1937年，陈涛的姐姐要出嫁了，她买了一个枕套。在上面亲手绣了“同心抗日，心心相印”八个字，寄给姐姐留着纪念，既表达对姐姐的美满婚姻的祝福，又体现姐妹深情，更彰显了她唤起民众同心抗日的坚强决心。如今，这个枕套现存于霍邱县烈士陵园的纪念馆里。
　　陈涛在这国难当头时刻，产生了一种忧国救国意识，常常利用星期天和空闲之余看一些进步书刊、杂志。有时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当时遭禁的著作，从中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1937年7月，因日寇入侵，学校停办，她亦离开学校，结束了学生生活，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组织的“霍邱抗日宣传团”。中共霍邱县委委员戴映东十分关心陈涛的进步，让她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并组织歌咏、演剧等任务，陈涛进步很快，被推选为霍邱县妇女抗敌协会主任，组织妇女与青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带领妇女贴标语、呼口号、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救亡戏剧，以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
　　动委会受训，不忘使命
　　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1939年初，安徽省动委会派员到陈涛所在的妇女抗敌协会开展工作。当陈涛听说要在各地建立县动委会，并且在全省招收妇女培训班学员的消息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踊跃报名。当时在全省每县进步知识青年中各选6人参训的考核考录中，陈涛与江波等在录取的115人中榜上有名。自此，陈涛踏上了以学习谋道理、立信仰、树站位、求担当的新征程。
　　陈涛在1939年初的入训学习期间，进一步深入了解到动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国民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和军事动员。培训班主要是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开展军事技术训练、实习战地救护、如何做民运工作等知识。陈涛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时光，她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谋求妇女解放的强烈愿望，潜心阅读《青年修养》《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等书籍。由于她学习刻苦，文化水平较高，同志们有不理解的段落、词句，有不认识的字，向她询问求教时，陈涛总是反复解释，耐心教诲。每次讨论时，陈涛讲得头头是道，很有见地，对人颇有启发，所以大家都爱听她的发言。当时培训班长刘芳、指导员张承云都把陈涛当作一名“才女”培养，号召学员向她学习。
　　两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包括陈涛在内的18名优秀学员被分配到省动委直属第35动员工作团（简称第35团）工作。时任团长蒋奎（中共广西学生军支部党员）、副团长张承云，驻地立煌县，活动在金家寨和全椒一带。
　　陈涛等人组成的小组搞的是民运工作，第一次到坐落在僻野深山的一个村庄搞宣传募捐，开保民大会时，陈涛英姿勃勃，作激动人心的演讲。她从东三省的沦陷讲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从上海的“八一三”事件讲到南京大屠杀，历数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当讲到日本侵略军使中国多少父母失去心爱的儿女，多少妇女失去亲爱的丈夫，多少孩子失去慈祥的父母时，台上台下，人们悲愤万分，潸然泪下。会后，广大群众踊跃捐资。在几个小组中，陈涛这个组募款最多。1939年11月，陈涛随第35团从立煌转移至皖东全椒古河镇，她在行军途中和工作团的同志一起做群众工作，特别在劝说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自卫队（即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表扬。
　　参加新四军，追逐信仰
　　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坚决反共，枪口对内，不断挑起摩擦，捕杀新四军后方伤病员和干部。工作团经党组织决定离开立煌，第35团于1939年12月抵达皖东全椒古河镇，在那里宣传抗日两个月左右。1940年1月起，国民党进一步加紧迫害进步青年，强迫青年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大别山安徽的政治形势逆转，矛头直指动委会工作团与安徽、广西学生军。同年2月，工作团地下党利用第35团等团员多是女同志的优势，以“三八”节到外地演出慰问军队的名义，从古河镇出发，撤到和县，毗邻是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组织上决定整体在此休整待命，实际上是在与新四军联系全团参军入伍的大事。十多天后，即1940年3月的一天，全团集合，在第35团中共党支部和团指导员的秘密领导与发动下，指导员张承云宣布第35抗日动员工作团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抗战到底，并发出通电。过了两三天，刘芳同志（女）代表新四军召开欢迎大会，欢迎所有工作团团员和广西学生军、安徽学生军等千余人参加新四军，要求大家改名换姓，并带回一叠新四军白底蓝字的“挺进”臂章，发给每个战士挂在臂上。这天晚上，陈涛兴奋不已，夜不能寐。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她到江北纵队政治部教导大队学习。学习不久，因陈桥战斗，又被分配到安徽广集乡一带坚持斗争和开展民运工作。她在江北纵队学习和民运工作的突出表现，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据与陈涛共事两年多的江波回忆，陈涛在动委会培训时叫陈素芳。其实，陈涛的乳名叫芳芳，入学与参加革命后三易其名。第一次是父母赐名。陈涛祖籍安徽省潜山县，其父余海中，因逃荒至六安，入赘陈家为婿，后又家遇火灾，夫妻逃难至霍邱时，生女随父姓，取名余素芳，陈涛童年及入学读书时一直沿用此名。第二次为弘扬母亲志向更名。陈涛的母亲叫陈桂英，为人贤惠，勤俭持家，思想进步，是一名地下党员，陈涛不仅从小得到母亲的良好教益，读书、进省动委会培训，也都是在其母教诲下成长进步的。她对母亲十分崇拜，考入动委会培训班即改随母姓，取名陈素芳，意在弘扬母亲的民族精神，做一个像母亲那样的革命者。第三次响应组织号召改名。因陈涛所在工作团的名册都在国民党政府，公开参加新四军后，为了应对复杂环境，她二话没说，全心全意听从组织指挥。但改什么名好？她先想了几个，都觉得不理想，最后决定改为陈涛。她认为姓陈表示女继母志，而涛是一个有着崇高精神象征的字，干工作的热情应像浪涛一样一波更比一波高。据江波回忆：记得在领导要我们改换名姓时，多数人有点情绪，不愿意改。陈涛还做了其他同志的工作，她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何况只是改了个名字”。从此，陈涛的名字不仅伴随着她从部队到地方工作的一生，还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烈谱，永远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陈涛是一个十分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在她母亲谆谆教诲和党组织的关心教育下，思想上、组织上的入党，一直是她的夙愿。自1940年初起，陈涛主动打报告申请入党。此时，国民党掀起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蓄意制造了震惊皖东北的“太和惨案”。在这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党组织派人找她谈话，当领导问她为什么要入党？她回答得很简要：“党是伟大的，入党重于生命”。当领导谈入党后要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分配，她回答更干脆：“保证做到！”领导再次讲到当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坚守党员气节，坚守民族气节，宁可上断头台、绞刑架，绝不能做叛徒和民族败类等党的要求，她表示：“一定做到”。后经组织研究同意，于1940年5月批准她入党，并作了入党宣誓。据她的同事后来介绍，这天晚上，集体没有开会，她独自一人散步，越想越下定决心，表示要像红军长征中的党员那样，把生的希望让给非党员，把死亡留给自己。当她在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政治部教导大队学习一个多月后，被分配到安徽广集乡一带坚持斗争期间，这里的反动势力非常猖獗，不到半年时间，陈涛和她的战友就遭敌三次夜袭。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陈涛一人负责一个保的工作，从未离开过战斗岗位，甚至生病也坚持战斗在工作第一线。
　　深入搞民运，锤炼担当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东进黄桥，10月初取得黄桥战役的巨大胜利。与此同时，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韩军防线，连克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10月10日两军胜利会师。11月5日，刘少奇与黄克诚、陈毅相会于盐城。11月底，中原局决定调喻屏到苏北工作，并指示喻屏和皖东路西省委商议，选调一批知识青年前往苏北。12月上旬，喻屏带领包括李甲、陈涛、江波、胡特庸、李涛等在内100多名男女青年干部从皖东东进。他们跨过津浦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经过艰苦的长途行军，于12月中旬到达盐城。在一次横穿津浦铁路国民党军封锁线中，一天一夜步行90公里。这支队伍里多是些不到20岁的孩子，到达宿营地，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不想动弹。而陈涛却不顾自己的劳累，主动为大伙打来热水，张罗铺盖，忙个不停。行军途中，战友李甲因高烧宿在一个农家的地铺上。夜深了，她和李涛一起前去探望，烧水、煎药，直到李甲的热度退了，她们才回到自己住宿的地方。
　　就在陈涛等一批女青年干部到达盐城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党中央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先后在盐城组织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成立盐阜区党委。1941年2月，区党委决定把辖区内的盐、阜、淮、涟四个县民运工作搞起来。当时，陈涛被任命为阜宁县十三区（朦胧）的区委书记。她根据上级指示和区情，把开辟群众工作分宣传发动、成立保农救、成立乡农救三个阶段进行。时值青黄不接季节，大多数贫苦农民们的迫切要求是借粮、借种子和减息。陈涛与同去的民运队员都住在农民的家里，每天都与农民接近、交谈。她们在访问、交谈中，注意发现积极分子，物色乡、保农救干部，并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发动更广泛的群众。与此同时，她亲自做上层工作，携带政府的信函，访问有名望的地主、士绅；通过乡、保长召开座谈会，向地主和士绅说明组织农救会、实行减租减息的意义和政策；动员这些地主、士绅为抗日救国拿出一些多余粮食借给缺粮的农民，并适当减少一些利息；如果他们能对农民作一些让步，农救会不向他们提过分的要求。经过耐心的宣传解释，大多数的地主、士绅消除恐慌心理，表示愿意接受农民的合理要求。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运工作的开展。
　　为了把民运工作进一步做好、做细、做实，陈涛特别注重团结教育积极分子，确定保农救干部，协同保长召集保民大会。在保民大会上，由民运队员向农民讲解组织农救会的好处以及组织农救会的办法，动员农民报名参加农救会，还创造性的提出“一五”给息借粮斗争口号，即借一石粮，秋收后还一石一斗五升，赢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地主、士绅的认可。一些原来对民运队闭门不见的农民，也都把民运队员当作“自家人”，主动向她们诉说自己的困难、痛苦和要求。有的老奶奶特意做了花鞋送给队员，有的老人把煮熟的鸡蛋送到队员的手里。人们把住在保里的民运队由衷地叫做“民心队”。陈涛和队员们的出色成绩，受到了上级和县委的表扬。
　　开辟王油坊，名震盐阜
　　为了打破老“国统区”对农民的长期思想禁锢，尽快把敌伪猖獗势力打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投身抗日斗争的伟大事业，阜宁县委决定在东北行署成立二区工作委员会，调开展民运工作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陈涛同志担任工委书记。“党的需要，就是革命战士的意愿，党员更应走在前列”。1941年春，陈涛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奉命前往。当时二区的郭集、王油坊一带，是刚刚解放、建政的边缘区，离黄海较近，且亦在东坎到海边的节点地带，土匪盛行，活动非常猖獗，还阴谋暗杀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其实，陈涛来二区工作，不仅离别了自皖东北与此一道相处工作、情投意合的恋人，而且新环境的斗争形势更加险恶，生命的危险时时处处存在。但她置个人利益和生死于度外，以很强的原则性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同志。平时陈涛总是腰别小手枪，单独或结伴到群众中开展工作。当时一到王油坊，就到贫苦人家去串门子。每到一家，不是揭开锅盖看看吃的，就是到床上看看盖的，问寒问暖。黄家媳妇王平，是个刚过门的新娘，没有换身衣服，陈涛就从身上脱下一件送给她，使黄姓一家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陈涛看到人家拿水桶，她就去摸扁担帮着担水；看到哪家舂碓拐磨，她就上前帮帮忙；谁家地面脏了，她拿起扫帚就打扫……在为群众忙碌中拉家长，说来意，宣传革命道理，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共同开展有礼有节的减租减息等斗争。
　　陈涛在王油坊一带开展群众斗争，一方面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把愿意抗日的当地地主王慕涵团结到党的周围；一方面有组织、有纪律、有目标的组织群众开展抗战工作，组建革命武装，建立以青年为主的脱产武装队伍，取名青年队。陈涛提出“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保国卫民”的口号，并向地主、士绅“借枪”，还通过向开明士绅募集枪支弹药。陈涛的这一做法，经向县委、区委汇报后，得到领导的高度认可和赞扬。陈涛历来做事干脆、果断，说干就干，十多天工夫，即借到40多支枪和部分子弹，使组建武装工作初见成效。这支青年队的地方武装队伍，在陈涛带领下，集中宿食，脱产练武，天天出操、学枪法、教唱歌、上革命理论课，生活丰富多彩，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保卫地方新生政权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
　　勇战恶势力，甘洒热血
　　抗日形势迅猛发展，王油坊一带的反动地主、国民党顽固派残余分子和土匪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视陈涛为眼中钉、肉中刺。首先向县、区委发难，告发陈涛打压地主、士绅“过火”和“借粮”“借枪”等所谓罪行，以告倒或撵走陈涛，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据时任阜东县委副书记邢子陶回忆，我负责领导全县群众的减租减息工作，当全县的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向当地的地主要求减租、退租时，却遭遇了地主的顽抗，有的拒不减租、退租。陈涛等便发动群众和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出粮食。于是，这些地主便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到上面拼命叫喊，说什么王油坊的群众运动搞“过火”了，许多地主都逃跑了，必须马上纠正。就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县、区有人要陈涛她们立即纠正，而我认为，要把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起来，必要时得与地主阶级展开斗争。究竟是支持陈涛继续大胆干，还是“借粮”“借枪”的群众运动要“降火”，我赶到区党委遇到了喻屏，喻屏听明情况后，对陈涛等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后来，邢子陶说：喻屏同志是支持我的，也是支持陈涛的，是她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县把民运工作继续下去，使群众在减租减息中斗垮顽固地主，得到退回的粮食，使我和陈涛等一些同志免受处分。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经常称颂的。
　　领导的支持，更加鼓起陈涛注意工作方法继续干的决心与劲头。然而反动地主王慕昭“告状”失败，却更激起他们对陈涛的仇恨。借陈涛站稳脚跟王油坊后持续招募青年大办武装之机，又心生一计，让死心踏地为自己服务的青年陈绍武、朱德清、徐荣等，假装成进步分子混入青年队，并设下阴谋杀害陈涛的恶毒伎俩。1941年10月4日，我军主力部队另往他处执行战斗任务。蓄谋已久的一场反革命暴动终于发生了。这天夜，陈涛和青年队队长张崇山以及一部分队员驻在王忠岳家。戴滩的反动地主王慕昭，勾结国民党顽固分子阜宁县常备二旅中队长孟藩，率领百余人，于深夜将王忠岳家重重包围。潜伏在青年队内部的叛徒陈绍武、朱德清、徐荣，突然将大门打开，匪众蜂拥而入，封锁了陈涛和青年队的住房。陈涛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穿着睡衣，手持“七子灵”手枪，一个箭步冲出门外，匪徒们见状，密集的子弹向她射去，致陈涛的两腿首先中弹，鲜血直流，顿时倒在地上。这时，张崇山也带领青年队员往外冲，但被子弹挡了回来。陈涛为了让同志们突围，减少伤亡，临危不惧，忍着疼痛，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东墙根十多米的地方，以鸡圈作掩体，向国民党军和土匪发射一颗颗抗击的子弹。她虽掩护了大多数同志突围，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无援，又被乱枪子弹击中胸部等要害部位，最终身中四弹，同青年队队长张崇山一起壮烈牺牲，时年21岁。
　　第二天还没亮，陈涛壮烈牺牲的消息一传出，周围群众一齐涌向烈士牺牲的地方，围在烈士的身旁，一片悲泣痛哭，无比愤恨，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并为她收尸整容。县委县政府备棺收殓烈士遗体，移葬至东坎镇北郊，召开万人追悼大会，并建公园、立塔永久纪念。新中国成立后，烈士牺牲所在地经滨海县人民政府批准，镇、村、中小学和医院等均以陈涛命名，以纪念这位为革命而光荣牺牲的烈士，寄托滨海人民的哀思，教育全县人民继承烈士遗志，弘扬烈士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县和平公园内浮雕—陈涛宣传发动群众

陈涛亲手绣的“同心抗日，心心相印”枕套

《放下你的鞭子》戏剧演出现场

新四军臂章

陈涛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