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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教养的几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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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滨海日报 浏览次数：6760 发布时间：[2019-2-15] |
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思想家梁启超因频繁尿血，被送上协和医院手术台。主刀大夫是协和医院首任华人院长、哈佛博士刘瑞恒。为保险起见，刘大夫割掉梁启超的右肾，然而，梁的病症并没有减轻。坊间由此以讹传讹，甚至说协和医院误割了梁启超的好肾。
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哗然，有些门人弟子想写文章抨击协和、批评西医，为老师“讨个公道”。但梁启超第一反应是：绝不可以。他说：中国老百姓刚开始相信西医，还有很多人在观望，旧观念还没转过来，不能因为我的病例，让老百姓再起疑惑。
三个月后，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发表在发行量最大的《晨报》上。他写道：右肾是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文章末尾，言辞恳切：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怀疑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借我的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怪论，成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苦心孤诣，令人动容。
二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晨，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整理家中财产，发现仅有的百余现钞和两张存款单。
傅雷在遗书中写道：现钞五十五元二角九分，请代付九月份房租。现钞五十三元三角，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用。一张六百元的存单，留给保姆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另一张三百七十元的存单，作为给姑母傅仪的补偿，她寄存在我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取去没收。
随后，傅雷夫妇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自尽。为避免踢倒方凳打扰邻居，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
三
二○○八年元旦，在热闹的大街上，迎面走过一对母女。五岁的小姑娘一不留神把手上的热巧克力打翻，身上鞋上地上，泼得到处都是。身边的年轻妈妈立即蹲下来，拿出餐巾纸，她的第一个动作，先把被弄脏的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转身帮孩子收拾衣服鞋子。这中间，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可是我相信，小姑娘已经全部看在眼里。
四
二○一一年除夕，春晚，两岸三地三个歌手，方大同、萧敬腾、李健，临时组成了一个“新势力”组合。方大同唱《爱爱爱》，萧敬腾唱《收藏》，李健唱《向往》。
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轮到谁的歌，谁就站到最前面去唱。那个时候，李健的名气还远远比不上两位港台的同行。方大同唱完，换位的时候，礼貌地对李健一躬身，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即便是舞台上的“作秀”，也是有教养的“作秀”。
轮到萧敬腾了。这位别称“雨神”那天重感冒，接连破音走调。方大同察觉到了，于是不经意地帮忙助唱：不过在唱了一句“是否一样”之后，方大同就不唱了，任由后面大段的萧敬腾唱不上去的音空掉。
毕竟是别人的歌，你帮助唱一句，可以，你替唱整首，那就不行了。这个就是教养。
五
二○一四年，东南大学中文系王步高教授快七十岁了。在全校开《唐诗鉴赏》公选课，晚上七点上课，老爷子六点四十就会在教室等着，他的解释是：我怕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感情，怕讲不好，对不起大家。
有一次，因为堵车，老爷子晚了几分钟到教室，上课时，他特意向全班同学道歉。道完歉后，底下有女同学哭了。
六
二○一五年，外科医生刘进说：有个患者老太太，八十多了，脑出血后遗症，情况稳定后由神经外科转入康复科，偏瘫失语，但是意识清晰。有次，我去查房，她老伴出去了，只有护工在边上。我随口问她几个问题，老太太当时语言功能还很差，交流困难。我总感觉老人想跟我说什么，但我和护工两个人都理解不了。猜了几次，她都摇头，我挺着急，生怕她有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她老伴回来了，贴到耳边说了几句，老人点了点头。她老伴转身跟我说：她说让您坐着，站着累。
十几年前，也有同样的故事。一个弥留中的老人，静静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突然，他觉得特别难受，旁边的秘书见状，伏在老人耳朵边说：您别着急，我去叫大夫！就在她推门刚准备出去时，老人突然唤她回来。秘书疑惑不解时，老人艰难地对她说：不是“叫”，是“请”！
这位老人叫夏衍，那一年，他九十七岁。
七
每时每刻，我最属意的教养：其一，哪怕熟悉到可以共用一个水杯，也不要随便打听对方隐私；其二，尽可能克制优越感，哪怕有十足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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