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绩之(1905-1934)，幼名张十成，东坎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就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区委书记。1931年受陈云派遣转入中央苏区江西根据地，先后任少共(青年团)闽赣省委组织部长、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少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等职。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团主任。1934年12月30日，在贵州剑河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29岁。l955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沪上之光

　　1912年夏天，年仅7岁的张绩之，父母在一场灾难性的黑热病中双双死去，丢下幼小的绩之兄弟二人，他被三叔父接收抚养，5岁的弟弟缮之被四叔父接收抚养。同年10月，绩之被居住在淮安的姑父带去抚养。15岁时，去上海做杂工度日。
　　1923年，张绩之认识了刚从苏俄回国不久的任弼时和陈琮英，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并负责学生运动和从事党的有关工作，时常到工人、学生中去发表演讲。每年把工资的三分之二交给党组织，他自己则过着清贫的生活。“二七”惨案后，上海的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取消，只留下一个上海地方委员会，下设8个小组，党员109人，其中正式党员67人，候补党员42人。张绩之同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创办了7所工人夜校，并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宗旨为“互相帮助、共谋幸福”，由项英担任主任，张绩之协助项英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筹措，到1924年底，上海已有19家中外纱厂秘密建立起俱乐部，会员近2000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为“五卅”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就在这个俱乐部中，张绩之把自己的同乡顾正红带上了革命之路。

苏俄之旅

　　1927年夏秋之交，组织上决定派遣张绩之赴苏学习。9月29日，他乘火车从上海出发，经北京、奉天、哈尔滨，从陆路过界，于11月初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4个月，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张绩之接触到国际列宁学校的若干同学，同在该校学习的董必武、张国焘、董亦湘、王若飞等人多有来往，经常跟这里的中国同学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此期间，他还认识了王明。谁知先期到达莫斯科学习的王明，为了打击和排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公然无中生有地宣称，在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有个所谓反党组织“江浙同乡会”。张绩之作为江苏人，亦被列入其中。1928年2月，王明向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向忠发谎报情况。4月，向忠发到中山大学演讲动员学生揭发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他断定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组织，并威胁说，如不坦白，就要逮捕、枪毙。向忠发的演讲在学生中引起严重恐惧，张绩之和同学们纷纷写信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明实际情况，最终使联共(布)中央监委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并表示反对王明等人无根据地指责一些同志是“反党******”的做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召开，在此期间，张绩之又结识了瞿秋白等人。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张绩之对军事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张绩之享受红军待遇，这在苏联国内是最高的，但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先来的同学告诉他，列宁在世时也不过如此。留苏学生每天领到一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饭吃不饱，穿的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工作服，天寒衣薄。有的同学受不了这苦，要求回国，可是张绩之从不叫苦，反而精神饱满，刻苦学习。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没过多久，就能听懂前苏联教员讲课，能看懂俄文书籍，还能用俄文记笔记。
　　1930年11月，根据党的指示，张绩之取道海参崴回国。因信奉共产国际而轻信了王明，在何克全的动员下，张绩之同陈昌浩、宋监铭、何克全、王盛荣、沈德明6人给中央局写了一个意见书，指责党、团中央为“立三路线的继续”，称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反国际的立三路线等等。但是不久，在和周恩来、陈云、陆定一等人的接触中，他及时认识错误，疏远了王明的宗派集团。张绩之诚恳地接受中央局对他个人的决议，“在工作中考查其行动，彻底改正其错误”。
　　1930年12月，张绩之接任陆定一，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区委书记。在周恩来、陈云等直接领导下，投身到党的地下工作中去。利用多年前在上海复杂的人事关系，“渗透”到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党政军机关，截获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共青团法南区委在张绩之领导下，秘密发展联络机关10余处。
　　随着顾顺章被捕叛变，张绩之在上海已无法安身，便在1931年6月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红区情愫

　　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张绩之有到了娘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不仅同任弼时、李维汉(罗迈)、周恩来夫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情同一家，又结识了彭德怀、方志敏、邓发、邓小平、胡耀邦、邓子恢、叶剑英、刘少奇等许多同志。在张闻天住处，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听到了关于红军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情况，他暗下决心：今后要虚心听取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还用心研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深为敬佩。在中央苏区的日子里，他先后任少共(共青团)闽赣省委组织部长、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少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0月上旬，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张绩之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左”倾教条主义横行的时候与王明拉开了距离，同时向张闻天、何克全表达了要跟随毛泽东多搞一些实际工作的愿望。

剑河作证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8.6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根据张绩之的请求，他被编入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团主任。地方工作团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   
　　队伍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地方工作团从主任到战士肩挑背扛，搀扶伤员。上要躲敌机，后要防追兵，有时一个晚上只走上五六里地。吃得不好，在雨地里淋着，但是队伍不能停。让张绩之更觉得形势严峻的是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打响。红军误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一军团和其他作战部队要在这里阻击白军，保障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在连续七天的阻击战中炮火猛烈，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经过生死搏斗，他终于带着剩下的队伍游过湘江，爬上对岸与先过河的队伍会合。
　　这一仗，张绩之与部队在广西省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敌人激战了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4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4年12月30曰，红一军团在攻克锦屏后，又向剑河进军。下午3时左右，张绩之所在部队在剑河渡口与敌人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张绩之冒着弹雨，带头冲向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展开了。突然，他被一发子弹击中，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仍然紧持****，直直地站着。在他的英勇行为感召下，战士们勇敢地向前冲锋。一面红旗终于插上了山顶，但此时张绩之已经光荣牺牲，牺牲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