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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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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飞吼 来源：滨海日报 浏览次数：5706 发布时间：[2015-9-25] |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日寇铁蹄踏进家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童年,是日寇奸淫掳掠、生灵涂炭的童年，同时，也是经受战争锻炼和考验的童年。
我10岁那年，也就是1940年10月，共产党、八路军来到我的家乡八滩镇开展抗日。深秋的一天拂晓，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庄邻们大声传呼：“共产党来了，八路军到啦！”我立刻起身，跟随父亲，到距离两公里外的八滩镇迎接大军。一进南城门，在街道对面商铺两边的廊檐底下，席地而睡着一排排的军人，他们一律着灰色军装，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生活在夜间开拔过来的。从此，人民政权县、区、乡、保、甲相继建立，我也进入粮西小学读书。
那时的读书，不像现在在学校上课，而是一切服从抗战，老师陆梦扬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领导和教育下，成立了乡儿童团，每天要防避鬼子的飞机机枪扫射和投弹轰炸，一天也只能读个把小时书，其余时间都在参加抗日，开展锄霸、锄奸、锄匪活动，每人发一根红缨枪或部队赠送的大刀，昼夜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行人要有人民政权发的“路条”，否则不准通行，遇有可疑之处，立即报告支干班（即武工队）、区队。日寇与伪军当时认为天下就是他们的，肆无忌惮、烧杀抢掠，一边实行“三光政策”，一边还要笼络人心。1942年冬，一个日伪军身穿绫罗长衫，头戴黑礼帽，来到我们学校鼓吹“中日友善”“大东亚共荣”，说的都是日寇飞机抛的传单上的内容，并且还说：“我们是友好的，不要怕，我身上本来穿的是黄军装，脱掉黄军装，我不是和你们一样吗？”他就是日伪军，我们深恶痛绝，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一边暗地派其他团员向区大队长季秀喜报告，季秀喜当时就在距学校不到一里路的家里，他立即带领一名队员赶往学校，此时天色已晚，那个日伪军想走出学校回据点，此时他哪里走得了，刚出校门不远就被活捉。当日夜里被镇压。季大队长在抗战期间杀掉33个日本小鬼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题匾“杀敌英雄”，召开颁奖大会为他颁奖。
除了站岗、放哨、盘查，我们还要向乡亲父老募集韭菜、白菜、南瓜等慰劳新四军。抗战时期，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蔬菜市场，军队虽有粮饷，但是蔬菜供给困难，我们就担当起向老乡募集蔬菜的任务。每到一处，乡亲们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最好的蔬菜交给我们，并特别叮咛“请你们向新四军子弟兵问好！”当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把蔬菜送到部队驻地时，首长和战士们很高兴，握着我们的手，亲切地说：“感谢你们的慰劳，请你们代向老乡问好！我们保证勇敢杀敌，回报老乡。”每次慰劳时，首长们总要送给我们一些刺刀、军帽、五角红星等礼品。有时还送给我们一些战利品，如鬼子的钢盔、指挥刀等，给我们用来演戏用。临别时还要拥抱我们亲一亲，远远地还在挥手致意。
在陆梦扬老师的教导下，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懂得了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大我就没有小我的道理。组织决定让我担任八巨区儿童团团长，领导全区儿童一齐参加抗日。每天我们要出动宣传小分队，两人一组，写标语，没有笔就用刷锅把子；没有墨，就到乡亲的灶上掏锅烟灰；没有砚，就用小水桶；没有纸，就在乡亲们的墙头上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鬼子滚出中国去”“还我河山”等标语。这样的标语布满了乡乡村村、家家户户的墙壁，有力鼓舞了军民志气。1943年农历正月初五，日寇发动大规模扫荡，此时我正在后案乡唐庄写墙头标语，突然被鬼子包围。鬼子看我手上拿着刷锅把，篮子里还有钢笔、采访笔记本，顿时脸露凶相，手中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直向我刺来，刀尖已靠近我的胸口，我当时束手无策，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我的右侧冲过来一位年轻妇女，头上戴花，脚穿花鞋，“唰”的一下将刺刀挡开，鬼子一看是个“花姑娘”，便一把将她抓住，放开了我，接着五六个鬼子一齐上来，这位青年妇女被强奸了。时隔几天就绝气而亡。后来当我得知她叫刘嫂后，痛哭了一场，直到现在我虽年已八十有五，每当想起此事就鼻孔发酸，泪水盈眶。就在那天上午，在我家南边约百米处的坟塘里，和我一起写标语的金乃彦被鬼子连戳了50多刀当场牺牲。
仇恨铸造人的意志，激情锻造人的灵魂。在民族危亡的时刻，1944年春天，我14岁的时候，在陆梦扬老师的启发下，意识到与其在家等死，不如为国捐躯，毅然参加了新四军新安旅行团，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陆梦扬老师当时也被调到主力部队，后任空军某部司令员。
我的两位同窗好友王月高、刘金山也相继参军，在战争中牺牲。时光飞逝，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他们和我一齐战斗的童年，回忆起同命运、共呼吸的深厚情谊，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敬爱的战友们，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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