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县基层报道员队伍中,马如飞、陆启、郁文洲、庄玉华、李功彩、陈海鹰、颜友良7名同志,过早的与我们永别了,从此音容无存,令人嗟叹,难以释怀。在第十五个“中国记者节”即将到来之际,仅以此短文,表达对他们的怀念。
响当当的报道骨干 1995年,县委决定复刊《滨海报》。在我担任常务副总编期间,有幸结识了一批基层通讯员。其中,马如飞、陆启、郁文洲、庄玉华、李功彩、陈海鹰、颜友良就是响当当的报道骨干。他们肩负起一份责任,深入基层第一线,到田头、进农院,采访发表了很多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闻。当年,我是《滨海报》复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那时,报纸责任编辑只有我、金力、侍道新3人,既要负责采访,又要负责编辑等工作。人手少、任务重,真有点忙不过来。但正是有了像马如飞等这样的基层报道骨干的积极投稿,才使《滨海报》越办越好。 写稿是一件“苦差事”,不少人写过新闻稿,然而能坚持下来的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不了苦。这7名基层报道员,在新闻的道路上没有回头,而是一鼓作气地走下去。他们每个人每年发稿至少在150篇以上,年年都被表彰为优秀通讯员,成了全县响当当的报道骨干。他们对《滨海报》都有很深的感情,也是报社的“常客”。一有稿件,他们就最先发给《滨海报》。对每期的《滨海报》,他们认真阅读,经常为办好《滨海报》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他们情系《滨海报》,时刻关心《滨海报》的成长。曾记得,当年《滨海报》复刊时,正在正红镇担任新闻报道员的马如飞,心里无比高兴。他得知报社经费不足,便主动骑着自行车,找到红纲村农民企业家崇家敬、袁莲香夫妇,向他们宣传说:“你们的厂子办得这么好,也多亏新闻界的大力支持。如今《滨海报》复刊,请给予支持!”崇家敬、袁莲香夫妇连声说好。第二天,崇家敬就和马如飞冒雨来到报社,捐出1000元,表示对《滨海报》复刊的支持。当天,马如飞写了一篇题为“复刊情”的特写,发表在《滨海报》第一期试刊号上。
了不起的吃苦精神 这7名基层报道员都出身在农村,家境困难。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然而,他们就是凭着敢于吃苦的精神,硬是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令人感动的新闻稿。曾在乡镇担任多年报道员的陆启,靠的就是勤奋和吃苦,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新闻稿,最终被挑选到县人武部担任报道员。在人武部工作的10多年里,他不知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通宵。他写的稿件,有多篇在《解放军报》《人民前线报》发表。县人武部连续多年被盐城军分区表彰为新闻报道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连续6年被评为新闻报道先进个人,并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最终被破格提干,担任通榆镇人武部部长。可惜的是在2005年,他不幸遭遇车祸去世,时年只有49岁。 陈海鹰是县文化宫的一名下岗工人,靠着踏三轮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我介绍他到原大套乡担任报道员。他写报道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常常边踏三轮车边构思,客人要用车,他也不知道停下来。常常坐在三轮车上,掏出笔和小本子写新闻报道。每年大约有80多篇作品发表。他曾对我说,自己有很严重的偏头痛。因家庭经济拮据,一直没有去大医院检查。无奈每次发病时,他敲打自己的头部。每次敲打后,疼痛似乎减轻了。2007年,年仅48岁的他,因头痛病发作倒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我送给他的滨海报采访本,上面满是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 在原临淮、原北坍、蔡桥等乡镇担任过报道员的郁文洲,写起新闻报道有一股“拼命三郎”的精神。他写人物通讯是把好手,常常为推敲一个标题、一段情节描写熬至深夜。写出来的通讯质量好、可读性强,先后被相关报刊采用。令人痛心地是这样优秀的基层报道员,却在2006年因患肝癌去世,享年只有49岁。 曾分别在通榆镇、陈涛镇担任过报道员的李功彩、庄玉华,同样有一股勇于吃苦的精神,写出了不少优质的新闻稿件。但不幸的是,他们去世时,都还不到40岁。
很难得的高尚品德 这7名同志都在乡镇担任报道员,都不是在编人员。早些时候,每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后来,最多才涨到800多元。而他们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当报道员写稿,还要收发报纸、撰写文稿、参加夜间值班等。平时,乡镇的七所八站和村里的一些总结材料,也请他们撰写。他们不计报酬,毫无怨言。我曾多次问过他们,拿这么点工资,吃这么多苦,难道真的没有怨言?他们说,感到自己就是搞新闻报道的料,吃点亏、吃点苦也算不了什么! 2012年,身患食道癌的马如飞,已不能说话了。在去盐城附医检查治疗期间,他宿舍里值不了几个钱的家当——一台洗衣机、一台黑白电视机和20多斤面粉被窃。副县长王达军得知此事后,从红十字救济资金中为他解决部分资金,他万分感激。2013年8月,在他临终前,他妻子问他:“你辛辛苦苦干了二三十年,连养老保险都没办。你现在有什么要求,赶紧向镇领导提出来。”马如飞摇了摇头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这一生没有为党组织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千万不要向领导提任何要求。” 颜友良是在2011年去世的,也只有62岁,是7个基层报道员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他在病中时,我先后两次去看望他。他60岁“退休”后,镇里每月只给他几百元生活费,而且是在年终一次性发给他的。他说:“我在镇里搞了一辈子新闻报道。虽然工资低了一点,又没有办理养老保险。但我不怨组织,因为比我困难的人还有很多。我每年能拿几千块钱生活费也知足了!” 从这几位基层报道员的身上,让我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多。他们永远是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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