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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记忆
 
作者:王立辉 来源:滨海日报 浏览次数:1717 发布时间:[2014-2-7]
      小时候的过年如今依然清晰地印在记忆中,就似一幅儿童画,明艳的色彩,每每翻阅都充满了喜悦。
  据说“年”是个很凶猛的兽,家家户户贴门联就是为了不让它进入,放鞭炮是为了吓跑它。不过,我们孩子就是盼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香馒头和猪肉。
    过年对孩子来说是穿新衣、吃肉的喜庆节日,但对父母们来说,却是个“年关”。因为那个岁月家家户户都很穷,一年能吃上几次肉的人家很少。我们村60多户人家,每天出工劳动干农活。这些都由生产队长统一安排,然后评定“工分”,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后,所有粮食都会集中到集体仓库,统一晒干、统一保管、统一交“公粮”,再统一按人口和分工分配口粮。那时我家7口人,吃“闲饭”的人多,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只有母亲一人,养家的重担自然落在母亲身上。父亲在公社做办事员,一个月只有10多元的工资,除了保证哥哥、姐姐学费和伙食费外,所剩无几。为了让我们过年能吃上肉,父母想办法从亲戚家赊了一头小猪来喂养,我们经常背起篮子割猪草。由于没有粮食喂,猪光吃草料不肯长肉,养了一年只有几十斤重。
  但是,年难过,过年难,年年难过年年过。只要进入腊月门,家家户户还是热闹起来,做面粉、捡柴草,三两家合伙凑钱买头猪,或买只羊。母亲不知疲倦就像永不停歇的机器,一直在转动着。没有白面做馒头,就用大麦糁碾面。当然要碾面粉,就得拐磨。拐磨是很累人的活,一只手拐、另一只手添料,一个时辰下来,手就磨出了血泡。
  过年穿新衣,兄弟姐妹多,不可能每人都添新衣,母亲会安排,今年给姐买、明年给哥做,不是买成品衣服,都是到供销社买粗布自己手工缝制。为了让姐姐们打扮得好看一点,母亲还买些红颜料,把白布染成红布。
  大年三十这天,贴对联、放鞭炮。父亲因为没有钱,只给我买了一小串鞭。所以我格外珍惜,放得很小心,生怕是“哑巴的”。放完鞭,父亲开始烧纸,我们不敢言语,不准摸桌凳,不能随便说笑,母亲说让祖宗老爷先享用好的食物,然后父亲带着我们磕几个头。
  把那头瘦猪宰杀后,家人送了一点肉给邻居,还腌制了几斤。过年时桌上很丰盛,不仅有小炒肉,还有红烧肉,由于一年也不能吃上几顿肉,我就拼命吃,两个时辰后就拉肚子了。父亲赶忙请来赤脚医生给我打吊针。医生说了,村里已有几个孩子和我一样拉肚子了,原因是一年里碗里也没几滴油珠,突然吃上一顿肉,肠胃消受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光荣参军。每逢过年都要打电话向父母问安。父亲总是说,好啊,好啊!家家户户都分田了,有猪有羊还有粮食屯子,不愁吃穿了。那年我回家探亲,故乡的腊月很是热闹,农户们将土灶改为煤气灶,火烧的旺盛,把猪肉倒进锅里翻炒,那种香啊,令人垂涎欲滴!
  本世纪初,我已到县城工作,并将年迈的父母接过来同住。但每年过年,父亲总唠叨,“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对于故乡过年的记忆已封存很长时间了,似乎我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有故乡腊月的记忆。这年,大奶八十寿宴,请我们全家回去,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
  故乡的年在无声无息中变化着。大鱼大肉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有很多人已不想吃了。不想吃不是说吃腻了,而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病人增多。故乡的物质条件有很大改善,鳞次栉比的砖瓦房取代了低矮的草房,水泥路已铺到家门口,家用电器应有尽有。父母回到老家,在那片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生活得其乐融融。他们就像鱼儿回到河里,那里才是父母生命的希望所在。
  如今,家乡的年已不是简单的节日。团圆的激动、亲情的释放,吉祥的凝聚、快乐的彰显……正如王宝强唱的一首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你想衣锦还乡,家里总有年夜饭。怀揣着理想在外闯荡,酸甜苦辣不愿对人讲,经历风雨才知生命的荣光……”唱出了游子心声,也告诉人们传统的年文化没有失去。小时候的年一直留在我们记忆深处,那段生活的烙印在我们一生中也无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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